(二)

致力于“立规模”,力推制度革新

明朝推崇以祖制治国,多数高级官员认为,“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 今不必复有纷更,惟仰法我高皇帝”(张居正致友人私函中语)。高拱则不同,他在做礼部尚书时,就写了一道今人谓之《除八弊统》的奏本,被一些专家称为高拱的政纲。也就是说,除旧立新,是高拱执政的基调。高拱认为,“法不能无弊,行之既久,其弊更不可胜言。”主张“法与时迁,更法以趋时”。因此,执政后誓言“先立规模”----改革体制、健全制度。在他执政的短短两年半里,对吏制、军政、边政、财政、司法等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对一些触及敏感体制的改革提出了构想。

下图:徐阶朝服像。徐阶隆庆二年七月退休归乡后,高拱以内阁大学士兼管吏部,尽改徐阶旧制,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国库亏空的局面。

全面革新吏制。“凡吃俸禄的,都是百姓供给,若不要紧的官添设太多,不要紧的人虚支饩廪,百姓岂能供得起?必是裁去冗滥官役。”这是高拱给做裕王时的隆庆皇帝讲课时说的一段话。这与人民供养政府而不是政府供养人民的近代理念完全契合。高拱执政后,大力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就连太医院也由十二科缩减为十科。与此同时,高拱对官员任职资格、选拔、回避、考核、赴任、请假等各个环节,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革新。明史专家韦庆远评价说:“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而又能妥慎制订符合实际需要新规制的吏部尚书。他所谋划和推行的新法,实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

改革军政,建立军事指挥官储备、选调、升迁系统。高拱认为,军事是专门的学问,主管军事的兵部官员。要有特殊的资格,并建立储备、调动、升迁的特殊体系,而不再与其他部门官员经常互调,按常规拔擢使用。于是,陆续出台了相关措施,对兵部官员的选任、调动、升迁、待遇等做出规定。他执政期间明朝军队逢战必胜,与高拱不遗余力地推行军政改革有直接关系。

重视理财,树立养民为先的政绩观。宋明理学倡言君子不言利,致使读书人不愿做理财官,官场也普遍轻视“钱粮衙门”。地方转运使多是贬谪或考核不合格官员转任,户部的官员也为人所轻,升迁特差。高拱明确指出:“《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谟》三事,终于厚生。足见古圣贤极重言利;后世迂腐好名之人,倡不言利之说,遂使俗儒不通国体者转相传习,甚有误于国事,以致无为国理财者。”他认为,义利之分,唯在公私之判,为公众谋利即为义。他的执政理念带有为民众谋福祉的先进思想。他执政后即大声疾呼重视理财,并对理财官任用、升迁制度进行改革。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即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国库严重亏空的局面。

据专家岳天雷统计,高拱当政的隆庆五年,相比徐阶当政的隆庆元年,岁入增长53%以上;支出减少42%以上。高拱同时提出,生财自有大道,聚财断不可变成敛财。聚财有两种,一种是桑弘羊式的,务损下以媚上,国库虽充盈而民财刮尽;一种是刘晏式的,以养民为先,民富而国强。他推出了多项改革措施,核心是改革对天下州县一体以税收指标完成情况考核官员的制度。强调以当地民困的情形,来衡量官员政绩,而不是一味下指标,逼州县长行苛政,导官吏重殃其民!

改革司法。实行刑官久任制。帝制时代标榜“仁政”,为表对死囚慎刑,每年要组织一次由吏部尚书主持的朝审。高拱以兼掌吏部的主政者身份主持,夜以继日审读案卷、当面向负责审判的刑部、大理寺官员提问,一次朝审就审出 193 人冤狱,超过前 6 年的总和。不仅如此,高拱还总结造成冤案的原因,认为司法审判官应精通法律,不能与其他部门官员混同,遂推出了刑官久任制。这与近代司法理念不谋而合。

重视地方治理,改革边政。明朝实行强干弱枝之策,朝延一向忽视地方治理。高拱则非常重视地方治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内地,推出“设格安民”制度;在边疆,以往都是用杂流甚至贬谪的人去做官,高拱则推出以精干官员充任远方州县官,对其实行特殊考核、升迁制度。

下图:明穆宗画,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穆宗为裕王时,高拱任侍讲学士,在裕邸9年全力维护裕王地位,君臣形同密友。

提出了有可能建立新体制的重大改革构想。明太祖废丞相,皇权统揽一切且几不受制约。后来内阁地位上升,俨然政府,但内阁没有地位,仍然只是皇权的附庸,且内阁大臣选任,仍保持只能以诗文甄拔、又以诗文教之的翰林官出任的惯例;而至少自孝宗起,文官集团在与皇权的较量中已略占上风,但并未形成制约皇权的机制。万历皇帝9 岁继位,高拱以首席顾命大臣和内阁首相身份上《陈五事疏》,被一些人认为具有君主立宪制的萌芽,如果再结合他尚未呈报的《陈点官事宜疏》,高拱确有使内阁实体化、约束皇权并形成最高权力运行规则的意图。须知,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出现,也是缘于偶然事件。

如果按照高拱提出的这套构想运行下去,在依例治国、文官集团在与皇权的较量中已处上风的背景下,建立起以内阁为权力中枢的新体制,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此外,高拱对“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内阁大臣选任制、州县正官以初入仕者充任这两个直接涉及国家治理能力的重大问题,都在酝酿改革;对造成明王朝沉重负担的宗室制度,也誓言“立一代章程”。因仓促被逐,这些改革未能付诸实施。

这些重大制度改革如果得以实施,不仅有望建立新的管理体制,还势必极大提高明政府的治理能力,使明王朝的治国理政翻开新的一页。

稳定边疆局势

(下图:俺答汗雕像,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大召寺。隆庆四年俺答汗之孙把汗那来降,高拱和张居正采纳宣大总督崇古建议,先授予其指挥使官衔,乘机与俺答达成封贡互市协议。俺答被封为顺义王,纳入大明旗下。)

高拱进入高层时,明王朝北部面临鞑靼严重威胁;辽东局势危如累卵;广西中部被韦银豹集团割据近百年;广东山寇海贼猖獗;滇、黔土司与地方政府矛盾激化,中枢焦头烂额,束手无策。高拱主政后,据实定策,短短两年余,就逐一解决。与鞑靼以贸易取代战争;决策对辽东女真诸部“大力一挫”,取得辽东大捷,又以一套组合拳,形成对土蛮和女真诸部的强大威慑;以精准的判断力,推翻了朝廷征剿贵州土司的既定决策,以法律手段不战息争,又妥善处理了云南土司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大胆启用殷正茂征剿盘踞广西中部、百年间自立为王的韦银豹集团获胜;征剿广东山贼海寇初见成效,又推出一系列引导少数民族乐业向化的民族政策,迅速稳定了局势。

学界认为,高拱是一位人才难得的文武兼备的政治家,总括这一时期的边政,西北、东北、西南和南方等处的整顿、改良和巩固,都与高拱决策正确、用人得当、施行坚毅有极大关系。万历前期国家安定、国库充盈,是高拱奠定的良好基础。他的安攘功勋,不仅感动了隆庆皇帝,也为天下读书人所赞佩。晚明文学家、《三言二拍》作者冯梦龙,对高拱推翻征剿贵州土司的决策、以法律手段息争的做法感慨不已:“若非高中玄力为主持,势必用兵,竭数省之兵粮,以胜一自相仇杀之夷人,甚无谓也。吾今日安得不思中玄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