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南北相争，南方守江必守淮是一般常识。若北方已夺取两淮，临江而阵，则万里长江不能处处金汤，一点突破即全线皆溃，所以长江防御战历来不好打。但也不是没有打得好的特例，如南京周边咫尺之内，就有宋金采石之战这样著名的守江胜例。而国民革命军 1927 年的龙潭之役，也是极辉煌的守江胜绩。
所以在 1949 年初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之际，国民党中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 22 年前的那场恶战。正是那一役，将国民党从崩盘的危局中拯救了出来。而当年的龙潭英雄们是否还能再一次挽救国民党呢？
龙潭人如故，斯事不可追
1927 年夏，蒋介石分共后继续北伐，在 7 月徐州之战中被孙传芳、张宗昌的北洋系联军击败。军事上遭遇惨败，再加之武汉政府攻讦，使万般无奈的蒋介石被迫第一次下野，把南京军政大权交与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共同负责。
孙传芳取得徐州大胜后，即乘势南下夺取淮扬，并于 8 月下旬渡江攻打南京。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三人指挥京沪周边国民革命军与孙军在龙潭栖山一带决战，结果孙军惨败，渡江南下的6万余人，战死淹死及被俘者达到四分之三,侥幸退回江北者不过四分之一,从此北军再无战略反攻之力，而下野的蒋介石也于 1927 年底风光复出。
稍后起的国民党嫡系高级将领，如陈诚、顾祝同、刘峙、卫立煌、胡宗南、陈继承、熊式辉、桂永清等人，当时都以师、团长的身份参加了此役。还有一个因“皖南事变”而大名鼎鼎的上官云相，也参加了此次战役，不过那会儿他还是孙传芳的师长。时在营连职任上者，则更多不胜数。而作为主角的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饮，均把龙潭之役作为自己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一幕，浓墨重彩、大书特书。
所以在又一次惨败于徐州之后（淮海战役，即国民党军所谓之“徐蚌会战”），蒋介石重施故技，通电“引退”，第三次下野----把政权扔给了李宗仁（代总统）、何应钦（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顾祝同（参谋总长）在名义上总揽军事指挥权，实际军权则抓在汤恩伯、白崇禧手中。除汤恩伯外，守江的军政领导班子，基本上仍是龙潭战役的原班人马。
下图：汤恩伯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时在指挥部外留影。蒋介石在“引退“前，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实际掌握江防军事大权。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不顾南京安危，把江防主力逐步收缩入淞沪核心地带，甚至为此还和负责制定江防方案的蔡文治大吵一场
但“坏事”的，恰恰就是这个临时塞进“班子”的汤恩伯。从李宗仁的角度看，他既有相当的军事经验，也有守江的历史胜绩，其内心深处渴望复刻一次龙潭战役扭转乾坤的胜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代总统之后，一方面做出和谈姿态，但另一方则仍积极筹备江防。
本着李、何、顾等大佬的守江思路，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长蔡文治拿出了一个部署方案：江防部队主力以南京为中心，向上下游延伸布防。因为此段江面较狭，北岸支流众多，解放军既可利用这些河湾枝杈藏匿渡江船只，又可增加渡江的突然性。而江阴以下江面开阔，江北又无支流，解放军不易偷渡，故无须重兵布防。
第二厅（战略情报）厅长侯腾指出，依据种种情报看，解放军的主渡方向在瓜州、扬中方面。蔡文治则认为，解放军的主渡方向当在南京上游芜湖与铜陵之间的荻港。因为自荻港渡江较容易，且渡江之后可迅速经繁昌、宣城，直插长兴、嘉兴，切断沪杭交通，压迫国民党军主力退缩至常（州）、嘉（兴）、沪三角，有利于向浙、赣两省实施纵深席卷。因此，蔡文治建议控制主力于芜湖、官城、郎溪之间机动作战，若战况不利则退守浙赣线，便于逐次抵抗，还可与华中白崇禧集团密切协作，伺机与南渡的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
下图：蔡文治,时任南京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长。在战前部署会议上，因防守方案和汤恩伯起了激烈冲突
应该说，侯腾和蔡文治的判断都是比较准确的。正对荻港方向的是华野头号主力 9 兵团（属中突击集团）。4 月 20 日，就是中突击集团率先发起渡江作战，突破国民党军 88 军的防线，由 9 兵团 27 军 79 师 235 团 1 营 3 连 5 班夺得了“渡江第一船”的荣喾。扬中方面则是大名鼎鼎的“华野一纵”20 军（属粟裕亲自指挥的东突击集团）。但这两个厅长的正确意见，丝毫不能影响实际掌扫军权的汤恩伯。在汤看来，这两个厅长不过是“瞎胡闹”。
汤恩伯的打算，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尤其以淞沪为核心。把江防主力控制于镇江以东之京（南京）沪铁路沿线，采取迟滞退守策略，遂步收缩入淞沪核心地带作持久防御----而南京，根本就不在他考虑之中。
为此，禁文治与汤恩伯大吵其架。蔡指责汤方案是“自杀政策”“自投敌网”，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汤恩伯则摆出老资格，指斥蔡：“你这个小子懂得什么！”（汤任军校大队长时带过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