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晚清女子，我们会想到缠足，卑怯，空洞的双眼；提到民国女子，我们想到的是旗袍洋装，干练知性，自信明亮的眼神。从晚清到民国，大概是中国女性形象转变最剧烈的时代。究其根源，让女性脱胎换骨的“神药”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和学识。据清末《警钟时报》记载，创办于 1904 年的浙江黄岩女校有种“奇效”，女孩在这“受半年教育，即能脱去弱虫奴隶态度，具独立自强气象”。教育赋予很多民国女性独特的魅力。她们与中国历代“才女”气质不同，这不同在于她们还将所受的教育应用于社会，实现自身价值。
兴女学，行胎教
民国女性之魅力还要追溯到晚清以来女子教育的厚积薄发。
下图：晚清北京英国传教士创办教会女子学校授课情景，原画刊载于 1873 年 4 月 19 日《伦敦新闻画报》。晚清以降，教会成为兴办女学的主力，虽然其大多数都出于传播宗教的目的，仅面向加入教会的中国女性招生，但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女性教育的启蒙发展。
教会女学随教会进入中国，为帷幔重重的闺阁照入一线天光。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家女学为 19 世纪 30 年代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在广东所建，此后直至 20 世纪后半叶，教会都是兴办女学的主力军。女学也成为晚清华洋冲突的关键矛盾点之一。女子有才、女子抛头露面甚至上体育课，无一不与保守价值观相饽，乡间时常有女学遭到举报和抗议。
在教会女学半个多世纪的熏染和刺激下，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期间，官方开始大力兴办女学，民间很多有识之土也开始筹建女学，如陶行知、吴稚晖等先驱，他们往往让自己的妻子女儿侄女先进入学堂作为模范。这些男性知识分子投身女学，为女子争取权益，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争取权益。在权利意义上，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和女性一样，都是“少数派”，他们需要团结女性为自己发声。
首先公开主张女子应受教育的是维新领袖梁启超。他认为中国要兴民权，必须开民智，兴女权则必须办女学。1896 年，梁启超发表《论女学》，论述中国已国难当头，要富国强兵，抵抗外来侵略，必须兴办女学，强国强种。他在《倡设女学始》一文中进一步阐释：“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千室良善。”1897 年冬，梁启超和经元善等人在上海创办了经正女学堂，这是第一座中国人自己的女学堂。
“强国强种”是清朝末年许多兴办女学的土绅的共识。这一目标说得透彻些，就是这一代中国男人 Loser 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下一代要从胚胎抓起，所以首先要让未来妈妈们读书上学，这样她们就会成为更有格局的贤内助，培养更优秀的儿子。梁启超甚至直接指出兴女学有利于行胎教，中国妇女应该一律学体操，生出的孩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大批女学同时开设科学哲学和女德女红这两类精神分裂的课程。
下图：1900 年，上海长者会创办的女校中女生们正在学习做女红。上海长老会于 1861 年创办清心女塾，接纳了不少因躲避战乱来沪的难民女童。当时，一些开明土大夫认为兴办女学“上可相夫，下可教子”，因此当时女塾矛盾地既教授现代科学，也设立女德女红课程
清朝末年，读女学仍是非常奢侈的事情，女学也把出身作为入学的重要指标，不是有钱就可以上，关键还要有社会地位，身家清白。黄炎培在上海一所学校任教，有个女学生长得漂亮学习也很努力，黄炎培在西餐厅应酬发现她竟然是妓女，立刻反映给学校，这位女生从此再也没来上学。
1907 年，《顺天时报》记者对北京豫教女学堂全体女生进行家世大起底，68 名学生无一例外出身权贵，有朝廷高官和满清宗室的女公子或胞妹，有实业家的夫人、如夫人。清末女学堂大多专门雇仆妇照顾学生起居，校规强调学校已经有仆妇，学生不能自带仆妇来课堂，可见这些女学生的日常生活多么优渥。
后来成为赵元任夫人的杨步伟，16 岁报考旅宁学堂，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见识极为前卫。这所学校十之七八的学生家长是湖南安徽籍官员。杨步伟的家庭也是南京望族，她的父亲和梁启超、熊希龄一起创办时务学堂。祖父杨仁山曾游历欧洲，思想开明，将杨步伟当作孙子一样教育，鼓励她独立思考婚姻问题，让她自已写退婚信退掉了娃娃亲。多年后，成为职业医生的杨步伟结识留美归来的赵元任，自由恋爱结为夫妇，那时她已经 32 岁。
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
“自三十六岁之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 又以暗杀以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这不是哪个恐怖组织的宣言，而是蔡元培后来总结他在教育界的经验时写下的回忆。蔡元培否定贤妻良母教育观，提出女子教育应把女性培养为“社会的人”，要女子一样担负起社会改革的责任。他于 1902 年开创爱国女学。
如果说之前的女学旨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啦啦队，爱国女学培养的是货真价实的场上主力队员。蔡元培亲自为学生教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聘请日本留学归来的化学专家为学生讲授理化，“实验课”做炸药，注重女子体育，“课余社团活动”是直接加入同盟.... 教学目标可以说十分明确。
20 世纪的最初十年，像爱国女学这样培养“女国民”的学校不是孤例，辛亥之际，战场上活跃的多支女子军事团、女子医疗救助队，大多来自湖北、江浙、上海和天津等地理念先进的女学，这些学校除常规课程教学外，还注重对女生进行爱国、民权、尚武的价值观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