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她在好父亲之外还有一个好公公梁启超。梁启超鼓吹过女学“贤妻良母”论，在实际生活中，他的操作并不像早期言论那么直男。他一生育有五子四女，个个英才，非但没有重男轻女，相反，偏爱女儿尤其是大女儿梁思顺，是梁家公开的秘密。
梁启超对女儿们的学业非常重视，1925 年 8 月去北戴河度假，他给孩子们写信，提到“庄庄学费每年七百美金便够了吗”，今年那份等回去替她另折存储起来。这里指的是女儿梁思庄今年开始按照他的安排随大姐思顺到加拿大留学，充足的学费已经预备好了。他还高兴地说起今年除各种股份利息外，执政府每月给 800 元夫马费，商务印书馆售书费又收 5000 元，本月起清华每月还有 400 元。.... 盘点这么多收入任公很开心，宣布明年开始就要早早给达达（儿子梁思达）、司马懿（女儿梁思懿）六六（女儿梁思宁）也预存留学费用。那时这两个女儿才 10 岁上下，老爸已经给存读大学的钱了。她的女儿们也不负众望，尤其是梁思庄后来成为著名图书馆学家。
虽然梁启超和林长民早就有结为儿女亲家的默契，他们并没有像同时代家长那样急于订婚，梁启超认为订婚和结婚太早势必影响学业。1924 年，20 岁的林微因和 23 岁的梁思成赴美留学。在美留学期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卷入政治风波遇害，梁启超马上写信给梁思成，嘱他照顾好林徽因。“我从今以后。把他（林微因）和思庄一样地有待。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面学便了，你们更不必因此着急。1928 年梁思成和林徽因毕业，相恋多年的他们才正式订婚并结婚，重病的梁启超给他们寄去一笔重金，嘱咐婚礼要俭朴，把钱花在旅游上，详细考察各国建筑。
左图：童年的冰心(左)和大弟谢为涵（中）与父亲的合影，1903 年摄于烟台。冰心的父亲谢葆璋为海军军官，从小疼爱女儿，支持其读书深造。14 岁时，谢葆璋将其送入位于北京的著名教会学校贝满女中，接受了系统的教育
冰心与林徽因一生互不待见，其实两人成长道路颇有些相似之处。冰心的父亲是参加过甲午海战的海军军官谢葆璋，他有三个儿子，很疼爱这唯一的、聪慧的女儿，从小教之以家国情怀。冰心的舅舅杨子敬是她的启蒙教师，也是同盟会会员。父亲、舅舅和母亲都很支持冰心读书，14 岁时送她上北京著名的教会学校贝满女中。冰心受父亲影响喜欢理科，决定当医生，毕业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在这里她亲历了五四运动，如同鲁迅一样决心弃医从文。
首批留美女生
像冰心这样能够读教会女子大学在当时社会是凤毛麟角，国内女子高等教育资源实在不足。像林徽因和梁家女儿那样出国留学会不会容易点？早在清朝末年，就有女子留洋实现教育梦想。据不完全统计，1907- -1910 年之间，日本有中国女生百余名，日本一些女校甚至专门开设了中国留学生分校。何香凝、秋瑾、唐群英等就是这一时期留日。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很多中国的有志青年留日，与其说是为求学之地，不如说是为革命，他们去往一个与中国有着相似背景的国家寻求个人与国家的维新之道。所以留日不可避免地带有功利色彩，这些留日女青年也往往成为革命女杰。
留美是学术目的更明确的选择，但对学生水平要求很高，国内女子教育不过刚刚起步，能达到留美语言和学术门槛的女生非常少。林徽因 12 岁起在北京读的培华女中是英国教会学校，又有随父留英的经历，英语基础很好，这才能考取赴美半官费留学。美国为争取中国年轻人的心，一再对留学生尤其是女生慷慨下发名额，但考试报名门可罗雀，因为看懂英文试题并用英文作答太难了。
1914 年 5 月，清华招考第一批专科女生预备留美，怕没人敢报名，特地说明是“面向中国所有的女孩举办招生考试，而且不计（她们）此前的在校记录如何”。正因如此陈衡哲才有信心报考，因为她在上海中英女子医学院就读时，对医学专业特别不感兴趣以致肄业，简历不太好看。
考试科目有国文、英文、德文或法文、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考试在上海举办，试卷送往北京清华大学批阅。这些科目对于成绩好的中学男生都是很难的，还要考二外，周淑安为此从零突击学了两个月法文才考取。报名者 41 人，39 人通过体检，最终录取 10 人，除陈衡哲外都毕业于沿海发达地区的著名教会女学，这些女孩不仅英文娴熟而且家境优越。
下图：1914 年 8 月 15 日，清华招考第一批 10 名公费留美女学生在登船前合影。她们后来成为中国第一批女性知识分子。其中有历任东南大学、上海光华大学钢琴教授的王瑞娴，厦门大学最早的音乐教师周淑安，医学专家丁懋英以及中国首位女性教授陈衡哲等
临出国前，唐玉瑞因为乘电车摔伤腿不能按时出行，延迟至 1918 年赴美。她空出的这个首批留洋名额，给了出身于上海中医世家的丁懋英。丁懋英因母亲早逝自幼立志学医救治女性，她有一位好友曹丽云受教会资助赴美学医，也一直鼓励她一定要来美国学医。丁懋英在正式考试中落第，曹丽云给清华校长周贻春写信求他帮忙想办法，恰巧唐玉瑞空出了名额，丁懋英就这样“走后门”被捞了上来。
丁懋英丝毫没有愧对这份运气。1922 年在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又经考试合格成为持有密执根医师执照的第一个中国人。回国后她接替因脑溢血英年早逝的曹丽云，担任天津女医院院长和护校校长。
即便是这批拿着官费赴美留学的女生，政府和社会对她们的期待仍然是做洋气的贤妻良母。堂堂留美高才生当然志不在此。到美国后，她们不仅学业出众，还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在留学生团体中担任领袖，在报刊上议论时政，运动会上大出风头，还受到美国女权运动的洗礼。
归国后她们在各自领域做出成就，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女性高级知识分子。王瑞娴历任东南大学、上海光华大学钢琴教授，创作了许多儿童歌曲。周淑安成为厦门大学历史上最早的音乐教师。唐玉瑞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在回国的船上与留美同学蒋延黻举行婚礼。可惜的是中年时蒋廷黻移情别恋，唐玉瑞咽不下这口气，后半生两人都耗在一场互相伤害的婚变拉锯战上。
丁懋英行医名震天津，与北京林巧稚齐名，如果不是 1950 年她向政府交出医院全部资产后赴美，她后来的名气也许不会亚于林巧稚。据说丁懋英有个绝活，在当时还没有 B 超的条件下，就能判断胎儿性别，但她从不对产妇透露，因为很多人听说是女孩就故意堕胎。有一次被人反复问孩子是男是女，丁懋英一面低头工作，一面自言自语：“男孩子有什么好，那些为非作歹、判刑入狱的全是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