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得男女同校权
女子大学那么少又难考，干吗不直接上普通大学呢。不是女青年们不开脑洞，实在是民国初年的范儿没有想象中狂放，在很多事情上，民国知识分子比今天的我们还前卫，但在男女同校这种现在天经地义的问题上，反对的人不只章太炎辜鸿铭。至少在 1919 年之前，反对大学男女同校是绝对的主流舆论，准确地说不能叫“反对”，因为这种主张就很少被提出过。大学生已经是成人，在一个校园起居，那“伤风败俗”的画面是绝不敢看的。还有一大批人认为女子教育起步晚基础差，跟男生上一个大学肯定跟不上。
“五四”之后，一切皆有可能。在甘肃，有一个叫邓春兰的女学生，她的父亲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丈夫蔡晓舟也是北大学生，经常给她讲北大的新文化运动，邓春兰虽然报考了北京女师，还是一心想上北大。
她坚信蔡元培会支持她大胆的想法。1919 年 5 月 19 日，籍籍无名的小女子给蔡元培写信要求“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信由丈夫蔡晓舟带去北京，但当时蔡元培正因抗议北洋政府抓捕学生而退隐，信没法送到。
邓春兰不愿放弃。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报刊热衷转载带有革命性的文章，她懂得利用媒体影响，亲自来到北京给报刊投稿，还把给蔡元培的信原文发表到了报纸上，很快就被京沪大报争相转成 100000+，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大 V 纷纷下场撰文发声，在国内引起舆论强烈反响。
1920 年 1 月 1 日，蔡元培在报上公开表示，北大明年招生，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很快，包括邓春兰在内的 9 名女生陆续报名进入北大旁听，为考北大做准备。据说辜鸿铭走进教室发现坐着两个女生，大为不满，故意为难，认为她们发音不准，不够资格，下课还跟蔡元培闹辞职，蔡元培劝解了好一阵。第二年，旁听女生都通过了考试成为正式的北大学生。
北大开风气之先，但其他学校并不是马上跟进的。1921 年春，实业家张骞给梁启超写信时，还大大吐槽了一番蔡元培：“中国教育弱点，在职业化学，不在男女自由交际结交。而蔡子民之主张男女同校，造出无穷话柄，为教育之玷。岂蔡之胸中只知此事为古今中外最大之事乎？或同化于孙中山之公妻说？怪哉！吾不敢知其孽之所竟矣。”不仅把男女同校讥为教育之污点，顺带还把孙中山的理论黑化为“共产公妻”。
左图：身着旗袍样式校服的上海裨文女中学生在老师欢送会上的合影，摄于 1937 年。裨文女中于 1850 年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土裨治文夫妇创办，为上海第一所女子学校。现为上海第九中学
看到北大男女同校，清华学生好不羡慕，屡次倡议，但校方一直不同意。1923 年，正在清华读书的梁实秋写了篇长文发在《清华周刊》抨击校方，历数严鹤龄、金邦正等几任校长在男女同校问题上不作为，最后疾呼：“我再虔敬的谨请学校当局注意：时代潮流是终不能违背的。若说男女同校不能立刻实行，请把男女同校列入将来进行的计划里。若说今年暑假不能招女生，请从今年起做招女生的准备。开放女禁即如还债一般，非还不可，一次搪塞，二次支吾，早晚还是要还。。.. 我再在这里预言：董事会若不改组，校长若不确定，学生若不努力，男女同校永没有在清华实现之一日。”
梁实秋的预言基本准确。1928 年，国民政府把清华从留美预备学堂改为国立大学，北大毕业生罗家伦被任命为清华校长，还没上任就宣布开放“女禁”。那一年正在苏州的杨绛决心考清华大学，可是南方没有名额，她只好考了东吴大学，1932 年到清华借读。在清华女生宿舍古月堂门口，杨绛偶然结识钱锺书，一见钟情。
根据 1932 年的统计，全国兼收女生的专科以上学校有 78 所，再加上女子大学，高校女生达 7993 人，已是 10 年前的 10 倍。抗战中女子教育仍在艰辛中发展，至 1944 年，全国高等学校有学生 78909 人，其中 14743 名女生。比例仍远远低于男性，但在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中国，已是不小的成果。
教育让女性开眼看世界，无数得到启蒙的女子创造价值，改变历史，她们成为民国最为明亮动人的篇章。然而，不得不承认，这些象牙塔尖的女杰，只是亿万民国女性的一小部分。民国不只有人间四月天，还有尊卑次序仍然森严的乡野，战火纷飞经济凋敝的城市，民国女性身处的仍然是一个残酷的时空。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勇于自由恋爱却生活无着，爱情逝去后自杀；老舍《月牙儿》中的韩月容，小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沦为暗娼；电影《新女性》中阮玲玉饰演的女作家韦明，有才华有学识，却被自由结合的丈夫抛弃，被出版社拖欠稿费，被道貌岸然的校董玩弄，最后服毒自杀，死前呐喊“我要活”。... 她们都是当时大批曾接受教育却未被时代成全的“新女性”代表，她们的绝望也许更甚于旧女性。
教育唤醌了民国女性，但不能解决她们的全部问题，在铁屋中醒来的娜拉，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冲出铁屋。书山有路，是无数民国女性在荆棘丛中血泪开辟，前仆后继，至死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