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职贡图》中的大西洋国夷人与英吉利国贵妇像。《职贡图》是清乾隆时期描绘海外诸国及国内各民族的画册，此版本为清乾隆十六至五十五年间彩绘绢本，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记录了乾隆时代对世界人文的认知）
几乎与圆明园工程同步上马的《职贡图》绘制工程，则记录了乾隆时代对世界人文的认知。这部作品由他的小舅子富恒主编，视野投射到当时中国人思想所及的每一个地域，其内容中，西洋知识所占比例空前提高。乾隆史无前例地以中央之军机处动员地方来进行一手数据的收集，所成图像超过三百余个，其内容涵盖亚洲、欧洲、中亚、俄国等。
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最终平定准噶尔，测绘新地图的工程也提上日程。乾隆命令中国的数学专家明安图等带两位西洋人一同前去测绘。这两个西洋人就是供职于钦天监的葡萄牙传教士传作霖和高慎思。不久，清军平定天山南路，他们又前往测绘。在乾降亲自主抓下，《乾隆内府舆图》完成，全图所及地域北抵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及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红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亚洲地图。李约瑟曾高度评价这一地图的意义，说：“中国在制图方面又一次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面。
《坤舆全图》上有钓鱼岛
那位圆明园的喷泉设计师蒋友仁也没有闲着。他“看到皇帝陛下对这一切饶有兴致”，便“利用余暇为他绘制了一幅 12 法尺半长、6 法尺半高的世界地图”。这就是蒋友仁在南怀仁作品的基础上绘制的增补版《坤舆全图》，为中国人带来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介绍了开普勒三定律以及欧洲天文学的一些最新进展。他在信中说，自己“附加了一份关于地球和天体的说明，内容涉及地球和其他星球新发现的运行轨迹，彗星的轨迹（人们希望最终能够准确预测它们的回归）”。乾隆很喜欢这幅地图。蒋友仁写道：皇帝很高兴地“收下了地图和我的书稿，又花了很长时间向我询问了一些有关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的问题”。
蒋友仁中文不够好，也没有在自己的书稿中附上用作解释性的插图，但乾隆皇帝读后马上吩咐蒋友仁将图补上。蒋友仁向乾隆皇帝表示，作为外国人，自己中文表达有困难，因此在书稿正式面世前，希望请中国学者帮助润饰一遍。于是，乾隆要求其臣僚将书稿重新誊写了一遍，并“马上命令通晓数学、身为饮天监保护者的皇叔派翰林院的学者检看地图，复读书稿，改正文法和书写错误，但不能改变书中的意思”。在这一过程中，清朝的保守官僚不希望蒋友仁将新地理知识介绍给乾隆帝，蒋友仁认为，是这些官员嫌累，不想跟着学习新知识。
(下图：《坤舆全图》局部，约 1767 年，蒋友仁，这份地图中，增补了“好鱼须”“欢未须”“车未须”等岛屿信息。据考证，上述三个岛名正是“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的闽南语读音。）
乾隆派来的那位皇叔一直竭力为蒋友仁辩护，并向乾隆帝上书。最终，乾隆下令将蒋友仁的地图复制两份，一份留置官中，一份归入“帝国存放地图的地方”，又派了翰林学士二至三人，帮助蒋友仁审稿，一切改动需要经过蒋友仁的同意。同时，在皇宫中现存的各种地球仪上，加入蒋友仁新地图中绘制的新发现。值得一提的是，将友仁这份地图中，增补了“好鱼须”“欢未须”“车未须”等岛屿信息。据考证，上述三个岛名正是“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的闽南语读音。这份珍贵历史地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收录，作为钓鱼岛是中国领士的证据之一。
但总体而言，对于清朝皇帝来说，西洋远在万里，触手可及的只是西洋的玩物：今天故宫的钟表馆中琳琅满目的西洋自鸣钟，寿康宫中的玻璃风门，手中的鼻烟壶，案上的珐琅彩器，武库中的西洋自来火铳。而此时，西洋火炮轰破国门的日子也不远了。
道光真不知道英国在哪？
鸦片战争后期，道光皇帝曾给台湾总兵达洪阿发去廷寄（发给外地高官的保密谕旨，由军机处发出），向他提出了一系列亟待搞清楚的问题，如“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之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尤其是这最后一句，在笔者中学时代的课本上成了清朝统治者昏聩无能的证据，等于是中英开战将近两年，你清朝皇帝还不知道英国在哪，被教科书评价为“清朝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统治者闭目塞听，虚骄自大，其无知达到了惊人的地步”。道光皇帝就真的无知到这种地步吗？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这句话的来龙去脉。道光这封廷寄寄给台湾总兵达洪阿也是事出有因。当时英国舰船闯入台湾海域，被台湾总兵达洪阿和台湾道姚堂指挥清军击沉，抓获俘虏二十余人。当时清军在浙江主战场遭遇失败，而台湾却获得这样的胜利，道光皇帝白然非常欣喜。台湾抓获的英国俘虏与其他地方不同，都是来自东南亚的，搞得清廷一头雾水。按乾隆时代的《皇清职贡图》说法，东南亚好像不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啊，这里发生了什么？于是有了“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之国，共有若干？”的问题。
至于英国与俄国有无旱路可通，那是因为道光皇帝并不是第一次与英国打交道。鸦片战争前 12 年，清军在新疆平定张格尔之乱，不少当年的名将，如生擒张格尔的杨芳，在鸦片战争中被寄予厚望，派往前线。张格尔早年在英国殖民地阿富汗接受教育，从中亚浩罕国入寇新疆时，军中有英国顾问，手中有英国武器，这是鸦片战争前清军第一次面对的“英械”敌军。英国既然可以在中亚扶植侵略军，英国舰船此时又在东南沿海游荡，如果中国南北同时受到夹击那就太被动了。于是道光急切想搞明白英国与俄国的关系，以防二者联手入侵新疆，这想法其实无可非议。
这封寄往台湾的廷寄，本意是表彰台湾军民的抗英功绩。台湾军民取得了其他战场不曾有过的胜利，却长期被学界视为是“冒功妄杀”，说抓获的是避风民船的乘客。近年来随着大英图书馆《来往文书》等材料的发现，足以证实英舰有意开战并炮击台湾炮台，并在日后谈判中以武力威胁，命清廷惩治抗英官员，于是台湾抗英官员就得了个“冒功妄杀”的莫须有罪名，后世很多学者也就信以为真。
英国的武力，不仅获得了大量现实利益，还决定了后世很长一个时期内的历史撰述。打了胜仗的台湾官兵都是“冒功妄杀”，输了战争的道光皇帝也自然就是闭目塞听，虚骄自大。不过道光为了求和而自去功臣，他背骂名也不冤枉。再此后，清朝皇帝的西学水平每况愈下，洋人再次常驻北京已经是圆明园被焚毁之后了。
（参考资料：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王天根《道光年间台湾问题中英交涉与外交折冲》；?振环《蒋友仁的（坤舆全图）与（地球图说））；杜旭初《道光到底知不知道英国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