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的国家意志
在这种情况下，1961 年 7 月，聂荣臻元帅召集国防尖端技术部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研究，认为当时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发展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只要坚持干下去，完全有可能在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取得突破。这个意见最终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中共高层就继续“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达成了一致意见。1962 年，聂荣臻曾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最害怕中国人民持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国人民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向世界人民核讹诈的企图就彻底破产了。陈毅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出了一句广为人知的话：“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林彪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主抓核基地建设的张爱萍态度也很坚决，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棍”！
下图：1956 年 6 月 19 日，周恩来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技术展览会上，驻足于苏联科学院原子能发电站平面示意模型前仔细观看。6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苏联在北京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展览会，展示自己的核工业动态，并为中方举办了 14 个专题报告会和 9 个座谈会以及 4 场答疑，中方组织了万余科技工作者参观或听取报告
与此同时，在反复论证和权衡的基础上，中国也对发展核武器的计划作了重大的调整。首先，调整任务和重新部署力量。1961 年 8 月 20 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了题为《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报告说，调整的方针是：导弹方面以地地型号为重点，争取 3 年左右突破中程的，5 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的。在此前提下，适当发展地空导弹，推迟发展飞航式导弹。在原子能方面，争取 4 年左右建成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5 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建成更先进的一套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能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
聂荣臻强调，可以预期，调整以后，战线缩短，重点突出，力量得到加强，各种保证条件也将得到改善，对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肯定是有利的。针对“上马”与“下马”争论，确定了一条“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具体安排是：在科研与生产的关系方面，以科研为主；在尖端与常规的关系方面，以尖端为主。在确保两弹及其配套设备的前提下，再按照空军、海军和陆军大型装备的顺序安排科研任务。
为攻克原子弹制造的技术难关，党中央先后从全国调集高、中级专家二百多人充实到核武器研究所，形成了以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等人为核心的核武器研制骨干力量。经过 3 年多时间的艰难探索，一些技术难关相继突破，1962 年 9 月11日，二机部向中央提交报告，提出争取在 1964 年，最迟在 1965 年上半年实现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毛泽东于 11 月3 日做出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更有力地促进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更大成果，1962 年 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成立 15 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为主任，其他成员包括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 7 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 7 位部长级领导。专门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有关方面大力协同，密切配合；督促检查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订和执行情况；根据需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及时进行调度。”明确提出了国防尖端科技要“先抓原子弹”。从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央专委员会共召开了 9 次会议，讨论解决了 100 多个重大问题。
自此，核武器研制成为全国性的大战略工程，也成为新中国不可动摇的国家意志。1963 年 8 月，二机部部长刘杰到基地检查工作，决定把苏联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 年 6 月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即“596”，以此来激励全体工作人员，奋发图强、排除万难，制成原子弹。
（参考资料：江峡《论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核讹诈与核威胁》；王仲春《不散的核阴云》；总装备部政治部编《两弹一星：共和国丰碑》：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