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坚定的国家意志

在这种情况下,1961 年 7 月,聂荣臻元帅召集国防尖端技术部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研究,认为当时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发展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只要坚持干下去,完全有可能在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取得突破。这个意见最终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中共高层就继续“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达成了一致意见。1962 年,聂荣臻曾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最害怕中国人民持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国人民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向世界人民核讹诈的企图就彻底破产了。陈毅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出了一句广为人知的话:“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林彪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主抓核基地建设的张爱萍态度也很坚决,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棍”!

下图:1956 年 6 月 19 日,周恩来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技术展览会上,驻足于苏联科学院原子能发电站平面示意模型前仔细观看。6 月 15 日至 8 月 15 日,苏联在北京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展览会,展示自己的核工业动态,并为中方举办了 14 个专题报告会和 9 个座谈会以及 4 场答疑,中方组织了万余科技工作者参观或听取报告

与此同时,在反复论证和权衡的基础上,中国也对发展核武器的计划作了重大的调整。首先,调整任务和重新部署力量。1961 年 8 月 20 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了题为《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报告说,调整的方针是:导弹方面以地地型号为重点,争取 3 年左右突破中程的,5 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的。在此前提下,适当发展地空导弹,推迟发展飞航式导弹。在原子能方面,争取 4 年左右建成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5 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建成更先进的一套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能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

聂荣臻强调,可以预期,调整以后,战线缩短,重点突出,力量得到加强,各种保证条件也将得到改善,对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肯定是有利的。针对“上马”与“下马”争论,确定了一条“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具体安排是:在科研与生产的关系方面,以科研为主;在尖端与常规的关系方面,以尖端为主。在确保两弹及其配套设备的前提下,再按照空军、海军和陆军大型装备的顺序安排科研任务。

为攻克原子弹制造的技术难关,党中央先后从全国调集高、中级专家二百多人充实到核武器研究所,形成了以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等人为核心的核武器研制骨干力量。经过 3 年多时间的艰难探索,一些技术难关相继突破,1962 年 9 月11日,二机部向中央提交报告,提出争取在 1964 年,最迟在 1965 年上半年实现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毛泽东于 11 月3 日做出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更有力地促进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更大成果,1962 年 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成立 15 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为主任,其他成员包括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 7 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 7 位部长级领导。专门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有关方面大力协同,密切配合;督促检查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订和执行情况;根据需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及时进行调度。”明确提出了国防尖端科技要“先抓原子弹”。从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央专委员会共召开了 9 次会议,讨论解决了 100 多个重大问题。

自此,核武器研制成为全国性的大战略工程,也成为新中国不可动摇的国家意志。1963 年 8 月,二机部部长刘杰到基地检查工作,决定把苏联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 年 6 月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即“596”,以此来激励全体工作人员,奋发图强、排除万难,制成原子弹。

 

(参考资料:江峡《论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核讹诈与核威胁》;王仲春《不散的核阴云》;总装备部政治部编《两弹一星:共和国丰碑》: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