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流失与被盗
副本重录工作完成后，贮藏在皇史晟。雍正末年，又由皇史晟移至翰林院。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开设四库全书馆，准备编纂《四库全书》，要利用《永乐大典》，于是对《永乐大典》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已经缺 1000 多册，合 2422 卷。根据知情者的回忆，康熙年间曾开馆修书，总裁官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经常翻阅此书。乾隆帝立即遣人前往徐乾学等人家中查询，但搜寻后什么也没有发现，只能不了了之。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库全书》纂修官黄寿龄私自携 6 册《永乐大典》回家阅读，途中被人偷窃。乾隆帝下令严查，偷窃者因无法脱手私售，把 6 册书又放回御河桥边以息事。黄寿龄受到罚俸三年的处分。
《四库全书》修成后，因疏于监管，《永乐大典》开始不断流失。曾任山东、湖南学务的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中记录了官员偷盗的伎俩：翰林院的一些官员一般选择在冬天早上进翰林院时随带棉袍一件，不穿在身上，打成包袱形状如两本《永乐大典》大小。当夜晚降临之时，一些官员将两本《永乐大典》包入包袱里，却把原本包在包袱里的棉袍穿在身上，就这样骗过看守人员。他们偷到《永乐大典》后，多以十两银子一册卖给外国人。
如此被盗成风，《大典》自然流失严重。光绪元年（1875） 重修翰林院时，《大典》已不足 5000 册。光绪二十年（1894），翁同稣入翰林院核查《永乐大典》时，在日记中记述只剩下 800 余册，可见亡佚速度之快。（缪荃孙《永乐大典考》记述与此有出入，他记光绪十九年时，《大典》仅存 600 余册。）
《大典》在 1900 年又遭遇了灭顶之灾。1900 年 6 月 23 日，义和团围攻英国驻华使馆，采用火攻之术。作为英国使馆北面屏障的翰林院就成了火攻的阵地，而其间珍藏《大典》的敬一亭被焚毁。翰林院遭焚时，一部分（永乐大典）被使馆中人搬至英使馆保存，一部分被使馆中人乘机盗走，一部分被焚，一部分被弃置不顾。据记载，当时日本东洋文库听说翰林院被烧，立刻带着几个人赶到翰林院，每人带走了几本。后来，英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翟理斯和托马斯也盗走了一些。搬至英使馆保存的部分有些也落入外国人之手，还有一部分又重回翰林院，但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朝廷已经无力或也无心保护这部书，放回之后又遭盗窃。
（下图：翰林院内的敬一亭，这里曾是存放《永乐大典》的地方，在1900年遭焚毁，《大典》也受到灭顶之灾）
宣统元年（1909），清点翰林院残存《永乐大典》，只有 64 册，被陆润庠运回府中。1912 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经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鲁迅）建议，咨请国务院批准，派员赴陆润庠处，将 64 册《永乐大典》运载教育部，除 4 册庋置教育部图书室展览（后也拨归京师图书馆），另 60 册派专差送往京师图书馆庋藏。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后，对《永乐大典》的收集更是不遗余力。副馆长袁同礼和考订组组长赵万里等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到 1934 年，馆藏《大典》已达 93 册。
国宝的回家之路
九一八事变后，以防不虞，政府下令文物南迁。1933 年 5 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等古籍南迁。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八一三事变后，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这批古籍（其中有 60 册《永乐大典》又被运往美国寄存。古籍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 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新中国成立后，《永乐大典》的收集工作进入新局面。1950 年，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员顾子刚率先捐献 3 册；1951 年，著名藏书家周叔?捐出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同年，在张元济倡议下，商务印书馆将其所属东方图书馆收藏的 21 册《永乐大典》赠送北京图书馆。同样是在这年 7 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归还中国 11 册，并由文化部拨交北京图书馆。1954 年，苏联科学院又把大典“梦”字韵一册，送还中科院访苏代表团。1954 年 6 月，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把原藏满铁图书馆的 52 册《永乐大典》送还。此后，1955 年 12 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访问中国时，将原来保存在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的 3 册《永乐大典》交还我国。1958 年 4 月 11 日，北京大学图书馆两位副馆长梁思庄和耿济安将 4 册《永乐大典》，送交北京图书馆收藏。1964 年，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还特批国家图书馆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古籍善本 102 种，其中就有 4 册《永乐大典》。
1983 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竟然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据说当时中华书局做了《永乐大典》的挂历，孙洪林看见后，说“这东西我家也有”，大家最初都觉得是个笑话。北京图书馆得到消息后，抱着试一试的希望，派专家来到孙洪林家中，一看居然是真的。这一册最早存放在孙洪林的姑奶奶家。老太太不识字，把书的“天头地脚”裁了下来，书用来夹鞋样。幸运的是，农家妇女因袭祖上“敬惜字纸”的传统，没有损坏有字的部分，使这册《永乐大典》的内容得以完整保存。后来，孙家将此书通过掖县文化馆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永乐大典》的最近一次回归也颇具戏剧性。2007 年 5 月，国家图书馆成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随后派遣专家组到各地调研古籍的相关情况。11 月，程有庆和杨成凯一组，前往江浙沪，同一时间，故宫博物院的施安昌也在这三地调研金石碑帖。
“那天下午，施安昌跟我们说，有一个上海的老邻居有《永乐大典》，想请我们看看。”程有庆记得，那天晚上，这位已经移民加拿大的袁女士，拿出两册《永乐大典》。“第一册，是影印本，大家心里有一点凉；第二册，从古籍真伪的鉴定来看是真的，书还保存着明代的包背旧装，可几位先生都不敢相信。”最后，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文物局组织傅熹年、张忱石等专家先后进行了四次鉴定，确认此册《永乐大典》为真品。几经周折，6 年之后的 2013 年，这册《永乐大典》从书主手中成功购买入藏国图。
国家图书馆现收藏有《永乐大典》224 册，其中 62 册现暂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占存世《永乐大典》的一半以上。另有 200 余册流落海外，散布在日本、韩国、英国、德国、美国、越南、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里。我们在希望这些国宝尽快回归的同时，也期待着解开正本下落之谜。
（上图：2108年，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旷世宏编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