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方面推崇孙中山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10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二是“辛亥革命后屡遭挫折的孙中山先生，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亲密朋友，毅然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表明，无论国民党的“国父”之尊，还是中共总结的两大贡献，都与历史上真实的孙中山有较大出入。这里且不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并不大的作用，只说孙中山确实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亲密的朋友吗？

1924年1月，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决定与中共合作。这是因为孙中山必须借助苏俄的物质援助，而中共又是苏俄主导的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孙中山在苏俄的要求下不得已而为之。他希望随着时间流逝，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逐渐消化在国民党内。因此，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与助手胡汉民专门针对中共，特别强调了纪律的重要。胡汉民专门作说明说： “嗣后党中遇有党员破坏纪律，或违背主义，当加以最严厉之制裁。”

同时，孙中山史无前例地组建了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机构，负责执行纪律，任命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等5人为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在《苦难的辉煌》一书中说：“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部长，却不允许他们成为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他想通过中央监委执行纪律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所防范，所以才有了10名监察委员全部由国民党员担任的精心安排。”

如果万一消化不了，孙中山也有对策。他于1924年10月9日给蒋介石就组织革命委员会写信，说：“而汉民、精卫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他后来还说：“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三年之后的1927年4月，蒋介石正是以孙中山的这封信作为理论依据，以吴稚晖、李石曾等中央监察委员的弹劾为法理支持，发动了“四•一二”清党，正式与中共决裂。可见，蒋介石所作的不过是秉承孙中山当年的“密旨”，是“孙中山事业最忠实继承者”，而孙中山也并没有“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亲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