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长期身居要职。南昌起义时，他是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对一些党内决议负有重要的决策权。但是在南昌起义前，他却以个人意志强加组织决定，层层阻挠。如若不是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人极力反对，张国焘完全可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断送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行动。这是历史书籍普遍的说法。但张国焘确实是以个人意志强加组织决定、阻挠南昌起义吗？

192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张国焘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会议确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委派周恩来前去主持起义；同时，电告共产国际请求指示。可是随后共产国际的复电，却让南昌起义充满了变数。7月26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开会，罗明纳兹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复电，内容大致是：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暴动可举行；否则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来做政治工作。如果中国的同志坚持要发起南昌暴动的话，共产国际、联共（布）派来的加伦将军和其他军事顾问是不允许参加的。会议决定派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对这一任务，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觉得现在要奉命去停止我赞成过的事，究竟有点不合适。”当罗明纳兹在会上提议派张国焘去时，张国焘推辞道：“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快要举行，如能不离开中央，还是不离开为好。”瞿秋白、李维汉等劝他：“还是你去好，你去责任不单是送信，还要考察情况参与决定呢！”7月30日晨，张国焘到达南昌，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等举行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张国焘强调“慎重”，主张暴动“应极力拉拢张发奎（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这些主张，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反对。31日晨，又开会辩论。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于是，前委决定8月1日凌晨四时举行起义。

客观上说，张国焘阻挠南昌起义的发动，不能完全归罪于他的主观故意。共产国际电报内容模棱两可，且暗示不赞成南昌起义，就连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张国焘对张发奎确实存有幻想。他主张推迟与张发奎分裂，认为暴动要慎重的态度，客观上阻挠了起义的如期举行（原定于7月31日）。

10月初，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敌人围攻，很快失利。张国焘与李立三等辗转到达香港，后回到上海。自此，张国焘开始了近8个月的地下生活。这段时期他苦闷难耐，还屡遭批判。10月15日，张太雷在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上率先向张国焘发难。谈到南昌起义，张太雷说：“中央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共产）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张国焘立即写信给中央为自己辩护。张国焘认为，从电报内容和会议讨论来看，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的倾向是尽量争取张发奎，推迟起义，“若说我假传圣旨，我是不心服的”。

1927年11月14日，中央对张国焘作出处分决定：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中央完全否定了张国焘的辩解。张国焘对此并非心悦诚服，多次批评指责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及各项政策。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张国焘作为共产国际直接邀请的代表前往参会。6月14日至15日，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召集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等部分代表举行了“政治谈话会”。张国焘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重申自己在南昌起义中阻止暴动的举动是为了遵守纪律，是在不折不扣地转达共产国际的意旨。他当面问布哈林共产国际究竟有无拍发阻止南昌暴动的电令，还质问瞿秋白为什么说他假传圣旨。

6月18日，中共“六大”正式召开。张国焘在分组讨论发言中再次澄清南昌起义中他“反对暴动”一事。张国焘在“六大”上的辩驳，对澄清自己、摆脱“机会主义”的帽子作用不小。会上，张国焘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充分说明，张国焘澄清了自己“反对暴动”的误解，从而扭转了自己的边缘位置，重新进入了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