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树起“反蒋抗日”的大旗。其时正是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的时期，中央红军面临着被50万国民党军队合围的巨大压力，如红军借机与十九路军合作，不仅能增加一个重要的盟友，而且将大大加强自身的生存几率，或可顺利地突破蒋军的包围圈。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此的天赐良机竟然被博古等人拒绝。在蒋介石腾出手来打败了十九路军后。红军就再次陷入了困境，其丢失中央根据地、被迫长征也就难以避免了。以往对福建事变的研究，都认为在福建事变期间，博古顽固坚持“左”倾路线，缺乏灵活的统一战线策略。事实上，博古在最初对十九路军是持欢迎态度的，博古态度的变化其实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到来之后才发生变化的。而且，拒绝合作与蔡廷锴本人不无关系。

在得知十九路军提出了停止进攻苏区、释放共产党、取消经济封锁：红军则退出洋口，双方划定疆界，并保守条约的秘密等意见后，中央局很是兴奋，致电指示：我们不仅对十九路军反日反蒋“不妨碍并予以便利”，而且“应声明在(蒋介石军队)进扰游击区域时，红军准备全力援助十九路军作战，在反蒋斗战中，亦己与十九路军作军事之合作”。同时还强调“勿因谈判而妨碍我们积极行动，同时应将谈判看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玩把戏。”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博古等身处中央苏区，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压力，是不可能不感受到危机的。所以，在1933年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7日，双方又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苏区急需的药品、食盐及其他物资得到供应；红军甚至还试图通过蔡廷锴购买武器。

其实，当时远在中央苏区的博古等根本就不知道，早在1933年6月，共产国际就拒绝了十九路军合作的建议。 十九路军将领受1933年1月中共公布的《一·一七宣言》所吸引，期待联合红军共同反蒋抗日。陈铭枢先后派人赴上海，试图通过各种关系与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取得联系。 193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远东局给在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就告知，十九路军蔡廷锴建议，通过何香凝与共产国际代表进行谈判，他同意与红军一起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和南京。只是远东局第一反应是对十九路军不能信任。在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的指示中认为“不应当与第19路政府军司令进行任何谈判”，只有“当他真正开始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斗争时，才有可能建立统一战线”，并告诫说“现在谈判会成为陷阱。”埃韦特肯定地说：“由于它们大部分还处在国民党军官的影响下，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是更加危险的敌人”。他立即要求中国共产党拒绝十九路军代表的建议。

共产国际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中共的态度。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的负责人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断定“国民党找共产党都是投机”，“红萝卜(外红内白)最不可靠”，采取了关门政策，对十九路军的建议拒不接受，因而双方的联系没有得到发展。既然共产国际对待十九路军是这样的态度，奉莫斯科指示为教条的博古的态度就可以推测了。于是，博古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拒不接见十九路军代表。而且，从批评彭德怀对十九路军代表“招待不周”到指责其“比国民党还坏，”博古的态度可谓来了一个大转弯。

博古等人拒绝与十九路军合作，除了共产国际的态度之外，与蔡廷锴的身份也不无关系。南昌起义时，蔡廷锴作为第十师师长而被迫参加了起义。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时，让蔡廷锴当开路先锋。行进途中，蔡见前后左右均无其他部队，机会难得，便立即和心腹密谋，将部队中的几个中共党员“礼送出境”后，就一溜烟带着部队拐了个弯往福建方向逃去，投靠蒋介石去了。蔡廷锴这一举动使起义队伍的南下计划受到严重挫折，部队情绪发生动摇。接着，贺龙二十军的参谋长也带着一批部队脱离了革命，这两起叛离事件几乎使起义部队损失了三分之一。后来，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中，蔡廷锴与红军在高兴圩战斗中相遇，此战红军伤亡重大。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到他指挥过四次败仗，第一个就是高兴圩战役。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再加上红军领导对蔡廷锴曾经叛变的痛恨，造成了红军失去了一次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