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来，因为秦朝的迅速陨落，腐儒的污蔑，秦始皇从一位开国明君，被污蔑为一个残暴不仁滥杀无辜劳民伤财无德的皇帝。秦始皇有两大罪过，一是焚书坑儒，现在的记载文献大都说是秦始皇为了钳制人民的思想，把圣贤书全烧了不说，还把全国的读书人都抓来活埋了。单看文字，真是极其残忍。二是修建长城。大规模的修筑长城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加剧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为秦朝的短命统治埋下了隐患。

其实，客观公正地说，秦始皇可以说是一位开明、创新的皇帝。其功业和创举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不相信天命，人主独尊，不可议论。周王除了称“王”之外，还自称“天子”，认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上天的委托。秦始皇不接受这个理论：他不受任何人的控制，包括天。“天子”毕竟是儿子，不是老子，天的儿子要受制于上天，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不做儿子，要做就做老子。因此，秦代留下的碑文很少提到天，也很少提到“天命”。只有皇帝控制人，不能有什么来控制皇帝。

秦始皇还废除了历代都沿用的一个制度，叫“谥号制度”。什么叫“谥号”呢？就是君主死后，他的大臣们聚到一起，商量好给他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号，来总结他的一生。如后世的汉武帝、隋炀帝，“武”字和“炀”字都是谥号。“武”就是指武功很厉害，“炀”是指不守礼法，众叛亲离。秦始皇把这个制度废除了，其理由就是，人主独尊，不可议论。这种“子议父，臣议君”的制度，是大逆不道的。

二是秦始皇也搞三权分立，全国处于可控状态。秦代的中央政府就是三权分立的，秦始皇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公，分别掌握行政、军事、监察大权，让他们相互制约，相互牵制。地方上也是三权分立的。郡的长官叫郡守，主要管理郡里的文官，此外还有两个长官：郡监管监察和纪检，也是听中央的。因此，地方上这三个职务并不相互隶属，而是相互牵制。

有人说，三权分立是西方的产物，其实中国早就有了，而且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不过中国的三权分立和西方的出发点不同，西方的三权分立是为了制约最高权力，而中国的三权分立，是为了保护最高权力不受挑战。秦代的政治制度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系统，皇帝的权力一竿子插到底，每一个老百姓都被官僚体系控制起来。全国每一个角落，都处在可控状态。

三是秦始皇建设全国范围的“高速公路”。当然当时不叫“高速公路”，叫“驰道”，就是马可以在上面疾驰的大道。当时的“高速公路”网以首都咸阳为核心，从咸阳出发，向东一直抵达河北和山东，向南一直抵达江苏、浙江和湖南、湖北。驰道宽50步，即今天的六十多米，建筑质量很高，不牢固的地段甚至要用铜桩加固基础。之所以建设这样一个“高速公路”网，当然不是为了发展经济，“想致富，先修路”；他修驰道主要是出于军事目的---一旦天下哪个地方有人造反，中央派出的军队就可以迅速抵达。

配合“修驰道”工程，秦始皇还有一个“去险阻”工程。就是把原来六国修建的军事要塞全部拆除，目的是防止各地凭着这些要塞险阻来抵抗中央。当然，在拆险阻的同时，秦始皇又修了一个新的险阻，那就是伟大的万里长城，他修了一道长长的围墙，把匈奴挡在北边。

四是构建“软件”，在人心上达到“大一统”。为了统一天下人思想，秦始皇决定烧毁天下所有藏书。书读多了，人的想法就复杂了，不好控制了，所以除了秦国的国史以及一些工具书之外，所有的书都必须在30天之内烧光，30天之后如果谁的家里查出有书，就会被抓去判刑；敢公开谈论诗书的，斩首；敢以古论今、否定今天成就的，灭族。这就是所谓的“焚书坑儒”。

当然，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场文化浩劫。周代传下来的大部分诗书都被毁掉了，只有秦朝官方保留了一个小型图书馆，收藏了一些秦代的历史书。可惜7年之后，项羽攻入咸阳，又放了一把火，秦帝国的官方图书馆也化为灰烬。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积累了几千年的很多宝贵文化遗产，被永远毁灭了。我们今天还能读到的先秦古籍，都是幸存下来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部分被永远消灭了。

现在，大秦帝国的硬件和软件都更新升级了，已经固若金汤，看不到任何威胁了。他的帝国，传之万世，似乎没有任何问题。然而秦始皇万万不会想到，他死后不过3年，这个帝国就灭亡了。也就是说，大秦帝国从出现到灭亡，不过15年。秦国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还是和历代很多王朝一样，就是权力系统对民众的过度榨取。

秦国的成功，是因为能够高效地集中人力和物力，统一天下。统一天下后，这套汲取体系仍然在高速运转。因为秦始皇所做的那些事，修“驰道”、拆险阻、修长城、伐匈奴等，第一件事都是要花钱的。秦始皇还有一个爱好：喜欢搞大的工程项目。他每灭一国，就要把这个国家首都的宫殿绘下图纸，在咸阳边上照样复制一座。因此，他修的宫殿非常多。所以，大秦帝国的老百姓，赋税痛苦指数是空前的高。最可怕的是劳役，就是要为国家无偿地劳动。历史学者葛剑雄先生说，如果长期和短期服役都算的话，“秦始皇时征发的劳力，一度高达2000万，即总人口的50%。”

所以秦朝百姓造反是必然的，因为在秦朝造反的机会成本低。造反成功的概率虽然低，但仍然比你老老实实当顺民活下去的概率高。在秦末农民起义中，还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各地起义军对官僚都十分仇恨。他们最恨的不是我们想象的各地地主和富豪，而是压榨他们的酷吏。说实在的，秦朝的忠臣，无一例外都得是酷吏，因为如果不是酷吏，就执行不了那些残酷的法律。所以秦末农民起义还有一个特点，“有叛民无叛吏”，即没有一个官员参加造反。这形成了官与民两个界线分明的群体，因为官员已经完全站到民众的对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