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初。此时一战刚刚结束,欧洲革命浪潮正汹涌激荡。德、俄、奥匈三个老牌帝国皇冠落地,帝国崩塌。惨胜的法国亦损失了其4000万人口的八分之一,更要命的是20岁至30岁青壮年的损失率高达58%。
精疲力竭的法国一心想一劳永逸地从欧洲版图上抹掉德国这个宿敌,在《凡尔赛和约》中强加给德国种种极尽压榨和屈辱的条款。虽然在美国等强烈反对下,法国的诉求没有完全实现,但和约条款仍压迫得德国喘不过气来。
民众的革命情绪亦随之高涨,曾经的欧陆列强们,虚弱得仿佛只要轻推一把就会彻底倒下。所以,1919年3月共产国际“一大”结束后,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乐观地估计,欧洲“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将在一年内取得胜利。
至1920年夏,俄国内战基本结束,赤色洪流将波兰军队逐出乌克兰,随即浩浩荡荡席卷向西。但至8月,苏联红军兵败华沙,国际共运向西发展的策略遭遇严重挫折。中西欧局部而短暂的工人运动势单力薄,最终也未能发展成为世界性浪潮。
共产国际对形势的变化作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回光返照”,内因在于,其认识到了自身的制度危机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调整;外因则涉及东方问题—英法虽已被极大削弱,但仍控制着众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
故列宁提出,若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共产国际开始推动“东方战略”。此后,东方各国共产党相继创立,且均以支部形式加入共产国际,接受其指导。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共产国际通过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与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保持联系,再通过他们了解掌握各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情况,并给予指导。
然而,1931年,上海的政治环境急剧恶化。随着中原大战落幕,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将矛头集中指向中共;与此同时,英美法日等国也加大了在上海租界的侦缉力度--“政治反动派得到加强,叛徒活动增多,公安委员会和外国情报机构采用了新的变化了的侦察方法”。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在沪人员不断被抓捕,机关不断遭破坏。在此背景下,项英、任弼时、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陆续转移至中央苏区,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亦被迫在1933年1月迁至瑞金。
为保持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共另设上海局坚持地下活动,负责中央苏区与上海(远东局)、莫斯科(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转传。但1934年10月初,几乎就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同时,上海的秘密电台突遭破坏。
负责转传电讯的上海电台失效,中央红军又离开苏区长征,双方无线电联络就此中断。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共产国际及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只能从国统区的公开报道中得到一些零散信息。
这些信息概括起来就是—自中央红军“西征”后,整个中国西南乱成了一锅粥。但谁也说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共中央到底在哪儿,红军到底在哪儿,究竟还有多少人和枪……
1935年7月25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王明等二十余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这共产国际历史上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当选为执行委员会总书记,此后他将主持共产国际工作长达8年之久。
会议通过了三项核心决议:一是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二是明确国际不再直接干预各国党内事务;三是将工作重心转向制定国际工人运动的政治路线,而非具体的组织管理。
“七大”这些政治路线的转变,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变化密切相关。自苏联成立到希特勒上台前,苏、德作为同被凡尔赛体系所抑制和针对者,很多时间内不得不“抱团取暖”,两国保持着良好的邦交与合作关系。此间对苏联而言,外部威胁主要来自东方的日本,也包括受英美影响的中国北洋政府。
1932年至1933年初,欧洲政治形势发生巨变。希特勒在上台执政,纳粹随即在国内镇压德共,对外则宣扬种族扩张理论—尤其是针对斯拉夫民族。这使得苏德关系急剧恶化,但却成功骗取了英法的绥靖与纵容。
苏联为避免陷入东西两线对敌,极迫切期望在东方争取了一个有力的盟国,以牵制正在疯狂扩军备战的日本—但放眼当时的远东,蒙古太弱,朝鲜、越南及南洋诸国尚未独立,且也不具备牵制日本的力量。唯一可能的备选盟国,有且只有中国。
不过,蒋介石“四一二”叛变的血痕未干,与南京国民政府结盟显然不是苏联的第一选择。无论是苏联还是共产国际,无论从苏联的国家安全还是从国际共运的前景着眼,他们都热切期盼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中国迅速崛起于东方。
正因如此,在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及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背景下,中共在“七大”上受到格外重视,被视为仅次于苏共的第二大党,各国党代表都迫切希望了解中国革命的最新进展。然而,由于通信断绝和信息滞后,共产国际所听到的,并非中国革命全景的真实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