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突围之际,蒋介石正携宋美龄在华北视察。直到10月中旬接南昌行营转来的情报,称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通过信丰江后,蒋才匆匆赶回南昌召集行营参谋班子杨永泰、熊式辉、林蔚、贺国光、晏道刚乖人商议,研究红军的意图。
蒋和一众幕僚首先穷举了红军的可能去向:一是自赣南入广东,与陈济棠火并;二是经粤湘边入湘南,在赣粤湘边重建苏区;三是循太平天国北上旧路,自湖南入鄂、皖再北进;四是由湘西入黔、川再北进。
对于第一可能,蒋虽极为乐见,但亦觉概率不大。对第二、三两种可能,蒋认为可能性很大,应加重视。对第四种可能,号称“智囊”的杨永泰认为还当补充考虑红军若从川黔边渡长江不得,继续循江而上渡金沙江入川西的支线可能,但蒋认为这是石达开走过的死路,尤其嗤之以鼻。
10月18日,红军西征前锋已抵赣湘粤边,而国民党军亦从苏区缴获的资料中发现重要情报—红军此举绝不是“战术机动”,而是全盘性的“战略转移”,方向也不是向南,而是朝西去。
蒋介石即于当日19时召集晏道刚(侍从室主任)和贺国光(行营参谋长),布置草拟追堵计划要旨。晏道刚草草拟了一个极其简单的追堵要旨—除常规的令湘、粤、桂三省军队各自防堵外,另以第六路军薛岳率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任务。
红军方面,由于前期准备充分,几个主力军团经过休整,也士饱马腾。再加之与粤军达成了秘密协议,故在突围初期的行动尚称顺利。然而,行动的突然和组织的高效所带来的优势,很快就被低效的指挥和迟缓的行动所抵消。
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长征,21日晚于于都西南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敌第一道封锁线,但至25日才全部渡过信丰江。此后8万余人携带大量笨重物资,沿五岭山脉的羊肠小道拥挤前行,至11月8日才在汝城以南之天马山至城口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15日才在良田至宜章间通过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区。
尽管临时中央对内高度强调保密,但最迟至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突围的决策、方向,对蒋介石就已经无密可保了—由于上海中央局的盛忠亮电台于10月初即被敌破坏,临时中央向国际报告的转移计划实已被敌掌握。
所以蒋介石即依据中央红军将去湘西寻红二、六军团会师这一判断,调集16个师77个团的兵力,在湘江以东地域部署了一个包围圈,计划自东向西收网,蹙红军主力于江东,一举歼灭之。
但蒋介石的“收网”计划出现一点瑕疵,因为他的“网底”不够坚固。作为“网底”的桂系“小诸葛”白崇禧是这样盘算的:我广西一共才18个团兵力,廖磊已带2个师入黔追萧克去了,现在兴安全州灌阳仅有15军之44师。而共军可是号称十万啊!
老蒋自东向西“收网”,还刻意把“网底”留在广西门口,这明摆着不怀好意嘛!桂军若战败,红军涌进广西,中央军势必跟进;若桂军与红军苦战侥幸得胜,也已疲惫不堪,一样被中央军轻松拿捏。所以桂系的思路就是“送客”,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战术。
在此思路指导下,控制湘江防线的桂军,在判明红军有渡江西进意图后,即于11月22日撤离湘江防线,退守龙虎关和恭城,主动在全州至兴安之间放开了一个长达60公里的路口。然而,令白崇禧想不到的是,此后3天红军竟毫无动静。
直至25日,中革军委才终于决定抢渡湘江。即便决策慢了一拍,中央纵队此时距离湘江也不过80公里,若轻装急进,一两天内仍可过江,但受辎重拖累,在如此紧迫形势下,中央纵队仍慢吞吞地走了三四天。
至11月27、28日间,白崇禧判断红军已无进攻广西腹地之企图,为避免中央军周浑元部深入,他方命令桂军向红军掩护部队发起进攻。不料红军阻击异常坚决,双方苦战三天两夜后,红军才从新圩一线交替掩护撤退。
桂军2个师故作追击红军姿态,继续向北前出,在文市西侧与追击红军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先头营遭遇。桂军24师70团当即向中央军开火,经一小时战斗将该营缴械,事后桂军诈称误会将人枪退还,并挟此下马威,“恳请”中央军“毋劳入境“云云……
白崇禧让开一条道,本拟放红军主力渡江后,以“击尾”方式虚应故事好敷衍蒋介石,但没想到由于中央纵队行进迟缓,他的攻势恰好卡在中央纵队渡江过程中……而为掩护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红一、三军团又不得不在渡口上下游仓促建立阻击阵地,坚决阻击湘、桂两敌。
这就使白崇禧计划中的虚张声势,变成了一场苦战。在新圩阻击桂军的,是红三军团5师。·该师参战仅2个团,即在战斗中牺牲2000余人,直至30日下午,该师才在6师掩护下撤退西渡,但接防的6师18团和为全军殿后的红五军团34师,皆被敌隔断在江东岸而全部损失。
在湘江血战中,红军蒙受了重大损失,出苏区时8.6万人,过湘江后已锐减为3万余人。尽管减员过半,但主力部队的骨架尚且完整。同时,笨重的辎重,用完了弹药的重武器因无人搬运而被抛弃,在卸下沉重的负担后,红军的机动性反而大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