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道到猴场（1）

“中国内战的特殊性”

多年后，索尔兹伯里在撰写《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时，对桂系在湘江防线上放开豁口达数日之久的离奇举动深感不解。他怀疑就如粤北借道一样，红军与桂系也有一个借道的“谅解协议”，但却始终没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究竟有没有协议呢？答案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且将时间回溯到1934年10月。红六军团从广西北部经过时，桂系并未积极堵截。但红军折转入贵州后，桂系却打破军阀概不越境“送客”的惯例，竟以主力第7军军长廖磊率2个师，越境穷追七八百里直至黔东北。

廖的幕僚虞世熙对此颇为不解，乃提醒廖磊—咱越境追击就不怕引起邻省（黔军军阀五家烈）的误会？且重兵远出，若中央红军跟进袭来，咱可就没人守广西了。

从军事角度看，虞的意见当然是有道理的。廖磊沉默良久，方缓缓道来：云贵两省的鸦片烟过境税，是我们一笔最大的财政收入，如果贵州被共产党盘踞了，或者被蒋介石假途灭虢了，把王家烈撵走了，我们这笔财源也就断绝了，而且直接受到威胁。

说到底，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事关桂系生存的战略问题。翻翻广西的帐本，1932年全省鸦片烟税收入1588万元，占省财政收入之51%；1933年烟税进一步增至1906万元，覆盖了当年军队各项开支（2100万元）的九成。广西不产鸦片，全靠收云、贵两省烟土的过境税，其中广西自销一成，余下九成则沿西江流入广东分销。

对产出省而言，云南1931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1149万元），近四成来自烟税，田赋仅占一成，而同期全省军费开支才不过298万元。对物产贫瘠、交通闭塞的贵州来讲，鸦片产贸就更是生命线，以至于全省三分之二的区域都种植罂粟。

显而易见，鸦片贸易是西南军阀生存之命脉。西南诸军阀中，桂系多次举旗反蒋，与蒋介石矛盾最大。云南的龙云，则因地理阻隔，与蒋素无芥蒂，但与桂系龌龊甚深，故处处对蒋示好。

鸦片为桂系财政之支柱，但桂系在贸易中却处于被动地位—滇土既可经百色入广西运销珠江流域，亦可走叙府（宜宾）入四川运销长江流域，主动权握于龙云之后。故桂系对云南虽衔恨至深，但也只能忍气吞声，多方努力缓和与龙云的关系。

为保财政之稳定，桂系又极力拉拢贵州军阀，以黔土为滇土之备份和补充。黔土外输亦有三条主要路线：一是经遵义-娄山关-桐梓至重庆，再转长江走水路到汉口；二是经黄平-洪江入湖南，再走沅江、洞庭水系至汉口；三是由黔东南入桂，再走西江水路至广州。20世纪20年代后，因黔军被逐出四川，黔土北输逐渐萎缩，转而主输湖南、广西。

在20世纪30年代初，桐梓系（指桐梓籍黔军将领，是黔系军阀的重要分支）内讧，王家烈一度败退至湘西洪江。他以控扼鸦片输湘渠道为筹码，争取到湖南军阀何键的支持，方于1931年反攻夺回贵阳。

然而，黔土分湘稍多，广西就吃不饱了，故桂系常不择手段扰乱黔湘鸦片贸易。白崇禧甚至派心腹假扮土匪潜入洪江，劫掠杀害烟商，使之不敢再走此线。此次廖磊率军入贵州，在查知黄平有大量烟土囤积准备贩运输湘后，又故技重施。

廖磊密令24师师长覃联芳选派湘鄂籍排长两人带小分队冒充红军，潜至黄平至剑河间的商道上书写红军标语，拦截商旅没收烟土，并散布红军即将围攻黄平的消息，以此恐吓烟商将烟土转运都匀，改输广西。

在1933年的王（家烈）犹（国才）内讧中，桂系全力支持王家烈，李宗仁亲赴黔桂边境与王面晤，承诺若滇军入黔援助犹国才，桂系决不坐视。

1934年，随着中央苏区形势逐步恶化，粤、桂忧心蒋介石夺取赣南后挟胜南扩，遂由桂系牵头，撮合粤、桂、黔三省秘密结成了合力对抗蒋介石的军事同盟。桂军于红军入黔之后穷追不舍，其原因即在于此。

若红军仅系借道去湘西，廖磊自不必多事。但若在黔逗留甚至意图建立根据地，则触及黔、桂利益，桂军就必须助黔军驱逐或“剿灭”之了。

而红六军团对桂军战略意图的动态变化认识不足，按中革军委10月初的几份电令指示，连续多日羁留于黔东之江口、石阡、镇远地域。在战场态势上，又仅注意黔军和湘军动向，对桂军提防不足，结果在甘溪战斗中遭其突袭，吃了大亏。

黔桂粤鸦片贸易和“三省同盟”中的弯弯绕绕，就是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在湘桂黔边作出“转兵”决策的关键背景。这也就是李德后来最不理解的“毛（泽东）所大肆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