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道到猴场（2）

错位决策与道县争论（上）

在李德回忆录中，长征前的毛泽东在军事上毫无存在感。双方第一次战争路线的冲突，发生在1934年11月下旬的湖南道县（李德回忆录中误作“全州”）。

早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后，毛泽东便被排挤出军事决策核心层，转而“专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抓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去了。

1934年5月广昌失守后，中央又进一步集权，由“三人团”处理一切：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则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原本只有顾问之责、建议之权的李德，一下子就变成了红军的总指挥。

长征开始后，因政府工作已无事可做，军事上倒是问题多多，于是，曾被莫斯科点名称赞“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的经验”的毛泽东，就常被请出来顾而问之—相较李德，这位前中革军委主席，此时倒更像是一个军事顾问。

长征之初，因红军行动突然，且对粤已有默契协议，故军事行动尚称顺利。然而，至红军突破湘南一带的宁远、蓝山，剑指道县之际，蒋介石精心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也已逐渐成形，长征初期最关键也最残酷的考验来了。

1934年11月6日，蒋于南昌行营发布作战命令：“……各方部队均须迅速出郴、永以南，宜（章）、道（县）以北，分别堵剿与追击。桂军除巩固湘、漓两水及龙虎关一带碉堡线外，希德邻（李宗仁）、健生（白崇禧）两兄以有力部队迅出道县以北，与永州部队协同堵剿“。

然而，桂系并未切实按蒋之部署，前出控制潇水河谷南口的道县。只有2军6师总共18个团实力的桂军，当然是不肯，也不够本和突围的“十万红军“去拼命的。

尤其是当桂系经空中侦察中得知，中央军与行动迟缓的红军主力，竟一直保持着2日的行程距离，薛岳将主力控制于新宁、东安已达7日之久后，白崇禧就完全看清了这出“驱虎吞狼“的戏码。

他遂决然将原已前伸到以灌阳为顶点，全州至淮安湘江段为底边的“三角地带”的部队全线向后收缩—这也就难怪索尔兹伯里要疑心是不是有什么“协议”了。故11月22日拂晓红一军团一部袭占道县时，城内守军仅一个连及几十名民团，自然一触即溃。

但直到25日，中革军委才下决心抢渡湘江。这三天中，红军的决策层在干什么呢？李德在回忆录中称，他是力主抢渡湘江的，但毛泽东却“要求与周浑元的军队进行一战，洛甫和王稼祥支持他的意见”。大家争执不下，最后不得不“在军事委员会中进行表决”（即25日的道县禾塘会议），虽最终以微弱优势决定抢渡湘江，“然而这期间又过去了两天宝贵的时间”。

此时红军所处势态相当不利。由于辎重拖累，虽先头部队已过湘江，但大队尚在道县以东，全军自西往东拖成绵延两百里的长蛇阵，首尾不能相顾。

敌军方面，湘军在察觉桂军故意放开豁口后，即向蒋介石告状以撇清责任。此后虽遵蒋令以刘建绪部自黄沙河一线前出驰堵湘江防线缺口，但在何键授意下，刘建绪占领全州后即止步。

在红军行军纵队右翼，中央军薛岳率4个师又1个支队自茶陵、衡阳进至潇水河谷北端出口零陵；周浑元纵队4个师，在薛岳左侧由资兴、彬县向道县急进，至23日已越过宁远前出至天堂圩，距道县不足70里。湘军李云杰部2个师配合周浑元，由桂阳向宁远进击。

这三路敌军，从右侧翼至右后方，对红军形成了侧击及驱赶之势。另有湘军李韫珩部1个师，协同粤、桂两军，自红军左侧后方包夹围堵。

在李德眼里，问题并不复杂。既然三面皆敌，唯独湘江方向有空当，那为什么不直接抢渡，却非要去找周浑元厮杀一场呢？但毛泽东却不会，也不可能与李德在同一个层次看问题。我们可依据历史选择、进程与结果，通过反推复原，来揣测毛泽东此时的思路---

桂系为什么会放开大路？无非其“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对白崇禧部的评价）。虽暂时放开，又焉知不会趁我半渡之际，突然拦腰杀出？北、东、南三面围合，却偏偏放开湘江一面，这是再经典不过的“围三阙一”啊！

综合蒋桂矛盾和此前红六军团的经验看，我若北上入湘，则桂系必不多事；若入桂，则桂系必与我死战，中央军却会坐观鹬蚌相争，待两败俱伤之后再下场收渔翁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