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道到猴场（3）

错位决策与道县争论（下）

还有一条路线，即如六军团一样抢渡湘江，折转入黔。若换位到桂系角度看，此前六军团不足万人，放之入黔也站不住脚，大不了分一支偏师跟踪追击，协同王家烈驱逐或消灭即可。此番形势则大不同，若放我中央红军主力数万全师入黔，别说王家烈扛不住，就算桂系主力全数北援，也难以挽回局面。

何况中央军已尾随而来，虎视在侧，桂军又怎敢大动？如此一来，原本躲在桂、粤身后的王家烈就将成为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而它倒下后，桂、粤的崩盘也就快了。

所以思路就明晰了---桂军虽收缩让道以示我，但并不意味着会轻易放我过湘江，必趁我半渡而击之，至少也要截尾捞一把。而我在两翼同时侧敌的势态下抢渡湘江，且又有中央纵队辎重拖累，即便能侥幸突过去，也必蒙受巨大损失。

据桂军第15军参谋长蓝香山回忆，桂军计划动用一半兵力，于红军通过清水关后的第五日，以第15军之1个师自灌阳北出新圩截尾，然后自东往西向湘江兜击收网；第15军主力2个师附民团一部沿湘江西岸，由兴安向界首、光华铺一线南腰，这是一个典型的“围三阙一”加“半渡而击”的布势。

唯有这么办，才能让桂系以最小的代价，尽可能大地给红军造成伤害，从而为贵州的王家烈减轻压力。如果打不出这个算盘，那他白崇禧都愧对“小诸葛”这绰号。故红军与桂系，虽可以有战场上的心照不宣，但双方在核心利益上的冲突变数太大，绝不可能达成妥协—这与广东陈济棠有本质区别。

那么反过来，我偏不渡湘江，而趁处于我右翼中央位置的薛岳、周浑元两纵队尚未靠拢，主动寻歼其一路呢？（薛岳一直驻留在潇水河谷北端的零陵，并未南下或西进参与湘江之战，唯周浑元较为积极，率部兼程前进抢占了道县）

我现以“一字长蛇阵”径直向前抢渡湘江固属不利，但向右后方旋转却甚为方便，如此即可化大不利为大有利，可以在开战初期即全军投入战斗，而追敌却变成了以一路纵队逐次投入战场的添油势态。

从既往战例来看，我一、三军团在野战中单打敌一个师几无败绩，五、九军团亦骁勇善战，唯新兵组成的八军团稍弱。现若集中一、三、五、九军团打周浑元逐次投入之4个师，赢面是极大的。

敌之左邻右舍中，桂军一定是袖手旁观的。湘军三部里，真正属于何键嫡系的刘建绪已扑向全州，他就算想帮忙也赶不上趟；李云杰、李蕴珩虽也是湘军，但皆非何键嫡系，又属于深受蒋介石歧视的“杂牌”，也不可能卖力。

从内外因分析，在道县以逸待劳，迎头打垮周浑元纵队，实较抢渡湘江更为稳当。此后可直出潇水河谷，向西席卷薛岳、刘建绪，等于复刻第二次反“围剿”中“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如此一来，整个局面不就打开了？

然而，争论耽搁了时间，而表决则选错了答案。再说那被耽搁的三天。后来的研究者，多为之唏嘘遗憾，认为若没有道县争论的耽搁，各部星夜兼程过河，红军就不会遭受那么大的损失。果真如此么？

事实上，桂敌各部早已就出击阵位，27日夜这个出击时间，也是按中央纵队的行进速度掐算而定的，目的就是要击我于半渡之际。纵我“星夜兼程”，敌又何尝不可以提前出击？

可恰是因为红军行动节奏未如桂军之预期，才导致敌在实际执行中变成2个师在光华铺拦头、1个师在新圩击腰，刚好撞在我严阵以待的左侧卫红三军团正面，且两处兵力皆未形成优势，才把一个本当速决的取巧之战打成了持续多日的硬仗。

一言以蔽之，只要红军选择抢渡湘江，就已陷入了遭桂敌侧击的被动局面。其间的差异，不过是敌人的出拳时机是否精准，重拳打在腰眼上还是肋骨上的问题。但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决不会有根本改观。

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博古被集火狠批“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那真是一点也不冤枉。当然，德式死心眼加直筒子性格的李德，依然是理解不了这些弯弯绕绕的场外因素的。

他在回忆中继续抱怨毛泽东—在道县，我主张向西过湘江，他偏要打周浑元再向北入湘南；等到通道，我主张对周浑元机动作战北上入湘吧，他又反对北上了，坚持要向西去黔北……就差来一句“忽北忽西，神鬼莫测”的评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