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道到猴场（4）

为什么转兵入黔才是生路？

李德讲得没错。从道县到通道，毛泽东确实出现了一次思路上的重大转变。他也一定在长考眼前这盘棋局—就算在道县打垮了周浑元，进而席卷孽岳、刘建绪，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在湘南再建立一块根据地，进而与二、六军团会师。再然后呢？

敌我力量悬殊的大局面并未根本改变，蒋介石无非是再纠集几十万乃至百万大军重新围过来，慢腾腾地重开一局筑垒攻防作业罢了。偶然的战术胜利，破不了战略劣势的局。那能不能换一个思路？

红军初起之际不过“星星之火”，故才能在罗霄、赣南山地这样贫瘠的军阀夹缝中生存下来。队伍稍壮大后，夹缝即不足以滋养，但湘、赣既为四战之地，又处蒋介石卧榻之旁，年年皆战乃势所必然。

敌人甚至都不消与我作战，仅靠严密封锁、递进筑垒、层层蚕食也能将我根据地困死、耗死。所以只有跳出湘、赣，另寻一块围棋术语中所谓的“金边银角”，红军才能获得一个相对缓和的发展期。

蒋之所以能集中全力对付我，一来固然是因我对其威胁最大；二来则因他在迭次军阀火并中获得胜利，群雄不得不暂时雌伏，但这种微妙的平衡与妥协又极其脆弱，可资利用。

就眼前路径选择而论，湖南何键俯首听命于蒋，湘省亦为四战之地，且交通较赣南更为便利，易于敌迅速组织新一轮“围剿”，而我仍难以摆脱危机，故而是去不得的。而贵州就不一样了。

黔军内部四分五裂，其主要骨干成员多次作乱，分裂为四大部。在王家烈之外，还有犹国才占黔西南盘江八属，侯之担占黔北赤水、仁怀、习水、绥阳，蒋在珍占黔东北正安、沿河各县。四部彼此猜忌，难以形成合力对付我。

黔省虽地瘠兵弱，但因其在鸦片财政中的特殊地位，却又是可一发牵动西南局势之枢机。我挥师入黔，中央军必跟踪而至，则蒋介石与黔、桂、粤，乃至川、滇之矛盾立将激化，蒋是否还能专心于对付我，就有了很大变故。

而入黔落脚之处，从红六军团的经验教训看，据黔东而拓湘西是绝还能考虑的。非但湘、黔、桂都要积极打我，中央军入黔也由此路而来，我反成了替王家烈阻击中央军的盾牌，最为不智。

据黔南而拓桂北？如前所述，此必与桂系冲突，平白当了替蒋介石削弱桂系的帮手。向黔中直取贵阳？这是逼王家烈与我拼命，而我即便夺取贵阳也守不住，不过让尾随的中央军渔翁得利。

故以上三条路线都无前途。唯有渡过乌江，直插黔北，先在川黔边境打一两个胜仗立足，进而北联红四方面军，东接红二、六军团，才能实现促蒋与地方军阀矛盾冲突激化，而我得以休整部队、建立新根据地之战略目的。

战略方向既已厘清，剩下的就是提出议题，统一思想了。所以红军决策层在突破湘江之后，就向何处去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并连续召开三次会议。

12月12日“通道会议”，决定继续向西入黔，但对后续落脚点仍有争论。12月18日“黎平会议”，这是在通道酝酿的基础上正式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正式否定了博古、李德所坚持的经黔东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

而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了挥师黔北，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境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此外，会议还决定了一项影响深远的人事调整—调谙悉川黔滇情况的刘伯承回任总参谋长。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虽得到采纳并形成决议，但“黎平会议”未对“三人团”的组织决策机制进行调整，红军指挥权仍掌握在李德手中。而让李德这样一个死板武断的军事指挥员，去具体推动落实他所反对的军事决议路线，显然是要再生纠葛的。

12月20日，红军进抵乌江南岸准备过江之际，分歧再度发生。李德仍闹着要去湘西，甚至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打游击去湘西找二、六军团。

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进一步统一思想，确保中央决议的落实和执行，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乌江南岸瓮安县的猴场再次召开会议。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德、博古固执己见，反对红军过乌江，仍要求东出湘西。毛泽东则再次重申在黎平已阐述过的进军黔西北，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

最终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除再次肯定和重申黎平决议的战略方针外，还确立了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的原则，将“三人团”甚至是个别人“处理一切”的权力收归政治局集体决定。

“猴场会议”，在事实上取消了李德的专断指挥，就当时情况看无疑是正确的。但将军事指挥权收归政治局集体决策，是不是就适合长征中军机瞬息万变的具体实际呢？这又为后续打鼓新场、鲁班场战斗的争执与失利埋下了新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