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南下与黔北乱局

在南线，黔军不再零零散散投入战斗，而开始以集中兵力向我反扑。遵义会议的“房东”、黔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带3个团从乌江上游偷渡，沿我北岸防线右翼的山脊小道向纵深渗透。

其手下旅长杜肇华率1、6团向遵义方向的三合镇前出设伏打援，柏亲率第5团趁雪夜袭我乌江北岸桥头堡各点，于1月17日夺取通往遵义的要隘刀靶水。此战中，黔军表现出了较高的战术素养，以至于彭德怀多年后，仍误判这仗是吴奇伟部国民党中央军打的。

鉴于南线已门户洞开，遵义会议遂于17日结束，红军再度转移。这黔军怎么突然积极起来了呢？

话说薛岳于1月8日率吴奇伟纵队进入贵阳城后，即分兵一半向西北进至鸭池、清镇，沿鸭池河“征集渡河器材”。另以周浑元纵队之5、96两师北进扎佐、修文“筑碉”，13师主力控制于贵阳东南之贵定、龙里。其余3个师警戒贵阳。

中央军意图很明显：以主力控制贵阳，分兵隔断黔西北（既防红军南下，又切断王家烈与“桐梓系”老窝赤水河谷之联系）、黔东南（防桂第进至都匀、独山的2个师异动），逐渐从政治、经济各方面给王家烈套上绞索，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对黔北红军，则继续采取战术上防御、战略上挤压之持重策略，并不急于决战。

对王家烈而言，遵义、桐梓被红军占领，他尚不甚在意，毕竟那是候之担的地盘。省城贵阳被中央军控制，他也没有绝望—贵阳虽是黔省政治中心，但仅有交通枢纽之便，在经济地理上的价值并不突出。真正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候之担控制的赤水河谷一线。

黔北是“桐梓系”起家的老本，而赤水河谷则是“桐梓系”经营多年的精华所在。这里既是控扼川黔商贸之要津，也是黔军兵工厂所在地，民间散枪、故旧袍泽甚多，随时可拉起新队伍来。只要赤水河谷不失，“桐梓系”就仍有机会。

候之担虽为黔军，但与四川军阀亦勾结甚深，盘踞川南（叙永、古蔺、古宋）、黔北，手里既有财源又有兵工厂，所部黔军教导师及川南边防军共8个团，实力仅次于王家烈，深为王所忌惮。

红军入黔后，王家烈将乌江防御任务交给候之担，就很有些“借刀杀人”的心思。候之担当然清楚王家烈之用心，故在乌江防御上并不坚决，以保存实力为要。江防被突破后即全线弃守，迅速收缩。

由其副师长、堂弟候汉佑率所部缩回赤水河谷固守，他自己则直奔重要勾连刘湘—王家烈和蒋介石都要借刀杀人，唯有引川军南下搅局，他才能有一条活路。

自遵义入川有三条路线。一是循赤水河谷东岸，经习水、土城、赤水至泸州，是传统川黔商贸孔道；二是经茅台、古蔺、叙永、兴文至宜宾再转川滇大道至成都；三是走即将竣工的川黔公路，经桐梓、松坎至重庆。

前两条路线均需经行赤水河谷，第三条虽途近路好，但多关隘险阻，更利于防御方机动堵截。此时刘湘亲驻重庆，要阻击红军北上，即以封堵以上三路沿途关隘为最上策，但尚苦于师出无名候之担逃渝输诚，正好给了刘湘一个名正言顺的南下理由。

刘湘当即将候之担扣为人质，并任命候汉佑暂代川南边防军司令。同时，川军以堵截红军为名，迅速分兵多路南下。川军一动，王家烈就坐不住了。他即向薛岳提议，愿亲率所部打过乌江，恢复遵义。黔军不顾薛岳劝阻，单独北进，遂有刀靶水战斗。

至遵义会议时，红军自身势态及对敌情的掌握如下：红一军团集结于桐梓、松坎地区；红三、五、九军团分别集结于遵义正南、东南、正东地区。

川军廖旅已至松坎，由此北上重庆，或东出正安、沿河向红二、六军团靠拢已不可能；南线之敌已发动攻势，红三军团正一边阻击，一边北撤。但川军已抢先堵住赤水河谷北口，且郭勋祺部正插向温水等敌情，此时红军尚不掌握。

基于以上情况，中革军委决定按遵义会议决议，经赤水河谷北上入川，在泸州上游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寻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1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向土城方向集结。已先期进入赤水河谷的红一军团主力，则于24日攻占土城后，继续沿赤水河东岸北上充当开路先锋。

土城位于赤水河东岸，地扼河谷南口，又是西渡赤水去古蔺的要津。此际赤水河谷北口虽形势不明，但黔军人地两熟，赤水又是其根本之地，则红军必将有一场苦战。

土城至赤水是一段60余公里长的狭窄河谷，全军深入亦施展不开，如未能打开通路，身后的土城再被敌堵住，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所以红军以主力集结于土城，仅遣红一军团北上探路，是一个持重的方案—打得下赤水城，就全军迅速通过赤水河谷入川；打不下，亦可能吸引川敌驰援赤水，我则乘虚西渡转趋叙永、古蔺。

26日，北上的红一军团进至赤水城东南之旺隆场、复兴场后，在黄陂洞与亦沿赤水河谷南下的川军遭遇，双方在狭窄河谷中均难以展开，遂陷入僵持。在东线，一向为刘湘所卵翼的黔军蒋在珍部，亦出沿河县向西移动，配合廖旅在我军西撤后占领松坎。随后，蒋师为抢占红军放弃的遵义折转南下，廖旅则继续尾随红五军团向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