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东方战略”视角下的长征（下）

在“七大”上，中共代表应邀作了系列报告，其中虽有关于长征的只鳞片甲，但总的来说或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或信息早已过时。

如来自苏区的代表周和生称“中国红军主力已结束了现四川省的英勇进军，创立了一个新的强大的苏维埃运动基地”“目前，红军有50万人。此外，还有游击队100多万人”。白区代表孔原原则提到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片段等。

代表团主要成员之一的康生，在报刊新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自己的主观解释。他否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被迫从中央苏区撤离，认定这是“国民党报纸借机造谣”和我们队伍中受其影响的“失败主义观点”，定性为“是一派胡言”。

他将长征解释为旨在歼灭敌人主力达到最终保卫中央苏区的“机动作战”，并以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强大的苏维埃基地在四川的创建，红军近几个月内成功开展反攻性质的运动战和机动作战为据，论证过去作出的决策的正确性。

王明则被安排在8月7日作了一整天的报告。他的报告首先紧扣国际“七大”主题，重点分析红军长征前中共实行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情况，批评“中国共产党直到现在，在实行这个策略时，还不能真正彻底，还不能不犯错误”。

共产国际代表王明

结束这个话题后，他才转向代表们更为关心的“中国红军怎么样了”的问题。他首先定调：“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以来，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国红军又获得了新的胜利。”

然后，他泛泛而谈中央红军“不仅顺利地冲破了蒋介石将近百万军队的战略上的包围网，而且早已击破了敌人在西南方面的战线，实行英勇的西征。中国红军主力经过了将近十省的地方，一方面应战，一方面行军，共计走了六七千里以上”。

此时，王明已从报纸上得知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川西会师的情况，但显然消息相当模糊，以至于他竟把懋功会师（6月上旬）错误地描述为“天全会师”，时间也晚到7月16日，他还声称“现时全国红军底人数已将近五十万人”云云。

尽管尚不知晓遵义会议后党内人事变动情况，但王明在列举中共“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时，仍将“毛泽东同志”列在首位，而把他亲自安排的“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排在了倒数第二。王明对毛泽东的突出提及并非偶然，这实际上折射出共产国际内部对毛泽东的认可。

从多年后的解密材料看，在这一阶段，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好感，远超我们既往印象—因为毛泽东的思想不但总是超前一步，而且还总能迅速以成功的实践，来验证自己思路的正确性。

如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刚一发表，国内、党内尚有诸多质疑声音之际，共产国际就已大加赞许了。自当年5月起，报告就陆续被译载介绍于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以及《革命东方》等杂志。时任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甚至将其列入国际执委会会议的报告中。

不过，由于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未机械执行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强攻长沙的指示，却将队伍拉上井冈山搞“工农武装割据”，故在11月由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导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又被错误地免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与警卫合影

接下来广州起义失败等一系列挫折，终于让莫斯科彻底认清俄国“城市中心论”的革命经验不能照搬于中国。而毛泽东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并连续领导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又证明了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广阔农村搞“工农武装割据”之可行。

共产国际遂开始转向，批判“立三路线”，指导中共在六届三中全会后很快又召开四中全会，检讨并严厉纠正此前路线总是，还态度鲜明地要求中共迅速把主要干部和整个工作的重心都转移到农村根据地去—这实际上又是对毛泽东路线的肯定。

然而接下来，认识与实践再次脱节。“钦差大臣”们一到苏区，就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干家水火不容，甚至发展到剥夺毛泽东的党政军权，甚至还想把他送到苏联去“休养”的地步。即便王明本人，也不敢贸然赞同临时中央这一举措，他很艺术地将争论情况报苏共中央，请求指示。

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研究了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形势后，同意批评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但同时明确指出，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的经验，召回毛泽东不但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的有效指挥。

当莫斯科的意见在数月后传到苏区时，这边已是木已成舟，甚至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都被免掉。王明对此明确传话，莫斯科“很不满意”。随后的第五次反“围剿”处处被动，这就使得莫斯科“更不满意”了。

因此，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际，毛泽东被赋予极高礼遇，排在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名誉主席台尔曼之后，位列第三，且是唯一的中共领导人。政治嗅觉极为灵敏的王明，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将毛泽东列在了“人才”榜首位。

1935年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听取了“施平”关于“西征”（即红军长征）的报告。“施平”曾任长征后卫部队（即红五军团）中央代表，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在渡金沙江时任渡河司令部政委与刘伯承搭档。

他介绍了远征前的准备工作、连续突破敌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并坦率指出了这一阶段存在的错误：一是远征前过于强调保密，而未进行充分的动员解释，导致很多新战士在湘南“开了小差”；二是携带笨重辎重太多；三是纯军事指挥的错误……。

这些错误，导致领导集体在黎平发生了争论，最终决议转兵向黔。随后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错误并“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毛泽东被推选担任领导。

遵义会议后，红军相继在娄山关和遵义战役中“歼敌整整四个师”，取得了巨大胜利。随即“在黔北地区四进四退”甩开追兵，经滇北渡金沙江穿越彝区，随后抢渡皎平渡、两岸并进袭夺泸定桥，翻越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这篇报告记录，后经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删节去密整理后，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发表于《共产国际》1936年第1-2期合刊上，作者被署名为“施平”。根据报告人所陈述的职务经历，可以明确判定，他就是中共重要领导人—陈云。

红军时期的陈云

陈云于1935年6月上旬受中央委派，在四川天全县灵官殿离队，作为中央代表赴上海并转赴莫斯科。陈云的报告，使共产国际了解到了中共中央的最新人事变动，也得知红军尚有强大的力量，正在酝酿打出“北上抗日”的口号，并向西北发展。

结合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陈云带来的红军近况等重要信息，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经充分酝酿，拟就了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于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报》上正式刊发（为与“七大”相呼应，宣言所署日期为8月1日，故史称《八一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