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印发了一份仅下发至军委委员及各军团首长的《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详尽,其中明确红军下一步将北渡长江入州,同时也指出面临的困难及应对方略:
“在尾追之敌紧追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还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此即发起土城战役之依据)、“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 可以说,这份计划已将川军堵截、以及极端情况下红军将渡金沙江自川西迂回北上考虑在内了。
如果将这份计划和红军未来的行动轨迹做一对比,就会发现,多出来的部分恰好正是“四渡赤水”的后三渡。一渡赤水后,红军为何不自川滇边直接插入金沙江河谷呢?
毕竟此时滇军尚在集结中,孙渡纵队2月2日才从昭通、咸宁一线出发,既来不及,也不可能卖力堵截“借道”通过的红军。只有放大历史的棋局加以复盘,才能看清“四渡赤水”取抢渡金沙江之间这一系列战略转折是如何发生的。
截至遵义会议前后,红军三大战略集团(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均汇聚至西南一隅,彼此之间亟需默契配合,而中央就是总的指挥员。
在1月20日计划中,中央同时指示红二、六军团向川东活动以威胁敌之长江水路;红四方面军“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刘湘主力向北。待中央红军渡江后,再转向苍溪至南部之间嘉陵江以西,配合中央红军与川敌决战,争取在中央军大举入川前会师,从而为“赤化全川”取得先手。
1月22日,中央又专电红四方面军,指出“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命令“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
一言以蔽之,中央急迫希望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南,即便还能直接威胁重庆,至少也要向嘉陵江以西进窥川中,方能有效钳制刘湘主力。中央特意提醒“要估计到敌人可能以较少兵力利用堡垒钳制四方面军,而乘中央红军立足求稳之际,转移主力实行突击。”
然而,历史的进程,往往也遵循墨菲定律—担心什么就来什么。红四方面军此时的困难也很大。上一年反“六路围攻”虽取得胜利,但由于张国焘的两次横加干涉,红四方面军未能将反“六路围攻”的战术胜利扩大为战略上的胜势。
第一次是1934年8月9日红军反击打开突破口后,形势极好。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主张向东席卷刘湘之主力1、2、3师。这3个师是刘湘的嫡系,且在前期战斗中深入过远,地形上易于我兜截和歼灭。
但张国焘却强令向西打击相对较弱的范绍增部,徐、陈轮番与张争执几个小时,最终张以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身份拍板,徐、陈被迫率部向西。范绍增是川北本乡本土人,熟悉地形又极滑头,见势不妙即迅速撤逃,使我歼敌企图功亏一篑。再转头向东,刘湘所部已收缩到位,打不动了。
第二次是1934年9月15日黄猫垭之战打垮孙震所部报,红30军乘胜追击进占苍溪,搞到些船。徐向前即主张派1个师过嘉陵江去,把根据地扩大到南部县。但部队都上船了,又被张国焘以刘湘部有向江口进攻之企图为由,很强硬地叫了下来。
参考中革军委前电,若红四方面军此时渡江,则短短三四个月后的1935年1月末,此举便成为足以影响全局的关键一着。所以徐帅晚年就在慨叹:“当时没有乘胜渡江,跨嘉陵江两岸发展,的确是战略上的失策。”
红四方面军由于前期既未能趁势打垮刘湘嫡系主力,进而席卷下川东,促进川敌内部之分化,又未能乘胜过江,在川中打入一个南下的楔子—这就导致红四方面后续向南发展受限,只能着眼于向西、向北。
所以1935年初,在入黔的中央红军和进入陕南的鄂豫皖红25军同时都需要接应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以“把敌人吸引到北边去,我们好从南边搞”为由,转兵向北,发起陕南战役,虽取得了一些战术胜利,但战略目的却无一实现。
自陕南折返川北后,红四方面于3月间开始策划嘉陵江战役。3月28日,嘉陵江战役打响。红四方面军势如破竹:31日克阆中、剑阁,4月2日克南部、剑门关,3日克昭化,10日克重镇梓潼,至21日攻占北川。整个战役历时24天,共歼敌约万人,克县城8座,至此终于打开了川西北至甘南的通道。
正当川西北凯歌高奏之际,中央红军却在川滇黔边咬牙坚持。由于红四方面军主力从1月中旬以后北上连续作战一个多月,客观上使刘湘无后顾之忧,方得以动员其精锐主力大举南下,追堵中央红军于黔北、川南,遂令“川黔边”方案流产。
在此期间,中央红军对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方向、地点均无法预判,也就不可能贸然选择走金沙江、大渡河这条风险极大的石达开旧路,故可能在黔北折转寻找战机,试图创造新的根据地。
3月后,真正具备战略破局意义的嘉陵江战役列入日程。在此关键时刻,中央红军就更不能撂挑子一走子之。于是乎,处境本已极为困难的中央红军,反而在事实上承担起了钳制刘湘主力并迟滞中央军入川的艰巨任务。
中央红军坚持在危险的局势下三渡、四渡赤水,将川、滇、黔及中央军紧紧吸引于自身,使红四方面军东、南方向无后顾之忧,得以专注西、北,为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