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背路”与“弓弦路”

至1935年4月上中旬，鉴于红四方面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央红军才借滇军孙渡纵队被调开的缺口，乘虚向滇东北进军。4月24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云南。28日，毛、周、朱在寻甸之鲁口哨、水平子一带宿营时召开中央、军委负责人会议，统一思想。

此时自川边北上陕甘的通路既已打开，蒋介石又已通过收买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而拿下王家烈，继而又一面任命亲桂的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以麻痹桂粤，一面以设立“滇黔绥靖公署”为饵稳住龙云，使桂、粤、滇皆暂时雌伏观望。

在此局面下，我在川滇黔边继续坚持已无意义，因而决定采纳林、彭意见，中革军委随即发布《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正式作出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决策。此间龙云也在积极表达“送客”之意。

4月27日16时30分，中革军委曾电示一、三、五军团首长“今27日零时我野战军司令部已抵曲靖西上下小山宿营，沿马路俘获昆明开来汽车一辆，内有龙云送薛敌之云南十万分之一地图二十余份，白药1000包另四百瓶及副官一”—这就是那个著名的“龙云献图”故事之由来。

从地方军阀自身利益角度看，龙云对薛岳的恐惧更甚于红军---红军不过是借道，尚可商量应付；薛岳可是真要“假途灭虢”的，贵州王家烈殷鉴不远。龙云以飞机故障，改派汽车送地图“给薛岳”，“误打误撞”冲进红军行军序列。

对红军的去向，龙云其实早有判断。4月25日他给桂系的电报即已预测“窥其企图，由会泽、巧家或元谋马街取道窜渡大江之势。似此情形，必不致入桂也。”龙同日电蒋介石“现综合各方情报，匪似有由曲（靖）禄（劝）深入，向元谋马街渡金沙江模样”。蒋随即据此于26日作出一系列堵截部署，仅预估渡江地点与后来实际略有出入。

由于滇军主力孙渡纵队被调出，龙云于4月25日任命滇军宿将胡瑛为昆明城防司令，并电令金沙江南岸沿线禄劝、武定、元谋县火速调团防并破坏境内渡船，还电北岸川军守将刘元瑭红军北渡可能及预判渡点：

“果然如是，后方决以大兵压迫，逼至江边解决之”。28日龙决定将红军“压迫其向会泽、巧家而聚歼之”，并向蒋报告兵力部署。

蒋于28日下令破坏金沙江巧家至元谋段之船舶及一切可渡河之材料。28日龙再令永北、华坪两县长认真办理江防并藏、毁船只，坚壁粮食。29日，加派官员前往红军可能渡点监视执行。5月1日派参军孟智仁赶赴武定视事，后即因未完成封锁渡口任务被龙枪毙。

从以上龙云表现看，其目的是希望红军弃昆明而北上。至于之后是渡江入川边，还是蹙迫于金沙江畔与薛岳背水一战两败俱伤，那就不关他的事了。当然，无论如何，龙云对中央军的这种阳奉阴违，对我仍属有利，红军终得在万难之中经皎平渡北上。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进围会理，暂时甩掉了追敌。自遵义会议以来的3个多月中，红军一直处于高强度的行军、战斗状态，部队极度疲劳，战损、掉队减员甚大。

基层指战员乃至个别高级指挥员，对红军必须频繁机动，方能在敌人内部制造矛盾、方能创造战机、方能配合友军等深层级的战略意图不了解，基于自身困难而滋生的本位主义思潮却开始冒头。

如林彪早就抱怨，部队行军应该走“弓弦”，取捷径。现在尽走“弓背”，会把部队拖垮—在战术层面，他的意见当然不无道理，但他去忽视了战术必须服务于战略的更大原则。他意气冲动之下，甚至当众打电话给彭德怀，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被彭德怀拒绝。

但林性格固执，进入会理后，他又再次给新“三人团”写了一封长信，要求“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云云。鉴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遂决于5月12日在会理县城附近之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以求统一思想，解决分歧，并确定下一步行动。

会上，毛泽东针对林彪的信，以四渡赤水和抢渡金沙江的胜利为例，阐述了运动战策略的正确思想。对林“走了弓背”的抱怨和写信要彭德怀指挥部队的行为做出批评。毛泽东对林彪在会上的批评也是一针见血：“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除批评错误思想，克服和纠正不满情绪外，会理会议还作出重要决定，即中央红军“立即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边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