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出川

1935年5月15日，中央红军放弃围攻会理，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穿越冕宁以北彝区，于5月24日占领安顺场，次日红1团18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

然而，因安顺场水深流急无法架桥，摆渡船只又不足，而追敌薛岳所部已过德昌，故刘伯承亲率红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然后循大渡河左岸北上泸定。

红军主力则于27日由安顺场沿河右岸北上，以红4团为先头部队兼程急进，于29日下午4时“飞夺泸定桥”，接着占领天全。6月8日，中央红军突破敌芦山、宝兴防线，继而翻越海拔4000多米且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于12日在懋功（今小金县）东南的达维与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的红四方面军一部胜利会师。陈云即于此间悄然离队，从天全灵关出发辗转赴上海—这一决定，是夺取泸定桥的当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博古等人集体会商决定的。

他肩负着两个任务，一是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二是寻求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情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具体情况。肩负同样任务的潘汉年，则更早一些，于二三月份从贵州出发。事态的后续发展，很快证明了中央决策陈、潘离队是何等的高瞻远瞩。

按照六大党章所确定的组织原则，党中央的总书记必须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共决定暂不设“总书记”。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增设中央书记处，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书记处书记中，周恩来负责中革军委工作、洛甫负责政府工作、项英负责游击队运动、陈云负责邻近苏区的工作及供给工作，博古则“负责书记处的工作”—虽名义上仅称“总负责”，但事实上确履行“总书记”之基本职责。

1935年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主要解决军事指挥体制问题，并对政治局和书记处做相应的人事增补。而2月初“鸡鸣三省”会议后书记处调整分工，洛甫代替博古负责书记处工作，就属于重大变动了。

就如李德多年后指出的“即使把1934年1月五中全会补选的委员考虑在内，那末，三十五个至四十个与会者（指参加遵义会议人员）当中肯定有三分之二、甚至可能有四分之三不是中央委员，更不用说是政治局委员了”。

虽然李德的措辞有所夸张，红军生死攸关之际也不得不从权，但仍难免事后别有用心者借题发挥。故及时向共产国际说明情况，才能巩固遵义会议来之不易的成果。

同时因上海台被破坏导致与共产国际长期失联，中共也亟待其给予具体的指示和帮助，故先后派遣潘汉年、陈云离队赴上海，后辗转前往莫斯科。

尽管陈云赶到莫斯科的时间稍晚，但共产国际已通过国民党的公开报道和其他一些零散信源获悉中国红军尚存县还在不断打胜仗，故而在七大上给予中国红军及其领导人毛泽东以极高的评价。

共产国际并派遣多个联络组携密电码回国寻找中共中央以求重建联系—最终化名张浩的林育英等在陕北定边找到了中共中央和红军，也正是他的到来，助推了红军在“草地分裂”后重新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