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久留之地

1935年6月12日，北上的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与西进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在懋功东南的达维首先会师。18日，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陆续抵达，进驻懋功以北几十公里的两河口。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也急迫地从茂县经汶川、理番赶往懋功与中央见面。张国焘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时任中央领导人及林彪、聂荣臻、陈赓等诸多军事干部，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在大革命和武装暴动策动过程中就曾有过重要交集。

而他与毛泽东的渊源还要更为久远一些，两人都曾深受李大钊影响，只不过在北大时期，张为李之得意门生、著名学生领袖，毛还只是一个图书管理员，然后两人又一同参加了中共一大，但张是以李大钊的代表和会议主席身份参会的，毛泽东则只是一位发言不多、专心做会议记录的代表。

无论如何，毕竟是多年故友相逢，最初的气氛还是非常融洽的。为了搞好团结，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远出三里路”迎接张，双方拥抱握手，朱德理是陪张做了通宵会谈。

6月25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举行了会师大会，广大指战员沉浸在喜悦中，但大多数人却尚未意识到危机已迫在眉睫。

懋功即清乾隆年间平定的大小金川中的小金川地区，此时红军所控制的茂县、汶川、理番至懋功、黑水之间地域，四面皆为雪山深谷，历史地瘠民贫，又属文化迥异的少数民族地区，筹粮扩红均甚不易。

其实，岷西山地本非产粮区，只不过因人口稀少，加之1935年年景较好，故出产的玉米、青稞等杂粮方能略有盈余。但十万多红军骤然汇集于此，即使按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半算，一天就要消耗15万斤以上的粮食。

大军对粮食的需求已远远超出了当地农牧生产的极限，故到后期，红军即便是动用银元、茶叶、盐巴等硬通货，也再难买到粮食了。

敌情方面，北线胡宗南部中央军正南下进驻松潘，意图封堵红军北上甘南之路；岷江以东的川军已集结130多个团，薛岳主力也正在加入这一方向，意图压迫红军向西；南线则有杨森、李韫珩等敌翻越雪山，正在向懋功逼近。

无论敌情我情，均决定了红军在岷西地区不可久留。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首先讨论战略方针，于28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鉴于敌之主力集中于岷江以东，原考虑的向岷江、嘉陵江流域出击并创建根据地的方案已无实现可能，故红军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先取甘南立足，进而创建川、陕、甘苏区。而要实现这一战略方针，首先必须击破堵在松潘的胡宗南部，打开川西至甘南通道。

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并于同日制订了松潘战役计划—以12个团留置于岷江东岸之大石桥及懋功地区，钳制东、南两面之敌，另以主力37个团于7月7日至13日集结至箭步塘、壤口、芦花地区，分左中右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域开进，以消灭胡宗南部并控制北上通道。

会议的前半段，张国焘并无异议，也基本同意北上方案，但会开到后半段，有人对红四方面军年初北上汉中接应红25军，而不是南下策应中央红军渡长江提出了质疑，开始令张国焘有所不快。

回到住处后，其秘书长黄超又送来一份新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第一篇文章就是凯丰写的《列宁论联邦》，批评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搞的“西北联邦政府”违反了列宁主义和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此文大触其怒，张接连与洛甫、博古等人发生争执。

同时，张国焘作为红四方面军在政治局中的唯一代表，自恃兵强马壮，对人事安排亦感不满，即便是在29日政治局常委会作出人事调整后，仍不满足，开始闹意气之争。会后即提出与决议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行动。

随后，张又在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杂谷脑（今理县）召开方面军干部会议，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等错误观点，同时策动和纵容其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

张国焘要求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则于7月16日、18日连电中革军委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总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示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中央虽未同意张国焘等人的要求，但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仍于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之后不久，张国焘唯恐其一贯错误行为被揭露，竟下令将一直同他作斗争而遭长期扣押的原西北革命军委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在卓克基秘密处死，事后则造谣说曾“逃跑投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