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分兵

中央虽在沙窝会议中作出很大让步，但张国焘仍不满意，其在毛儿盖召集红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继续延宕部队行动。1935年8月15日，左路军先头纵队已开始由卓克基地域向阿坝出发，右路军却迟迟不动。

中央当日致电张国焘，指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右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度召开会议，仍以团结红军共谋出路为目的，毛泽东耐心分析战略大势，指出北上的必要性。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红军主力应“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

为击破胡宗南部可能之阻截，红军应“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对于张国焘向西的主张，则尖锐指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宜的，是极不利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

24日，中央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并明确指示“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

据此方针，右路军于8月底前全部穿越草地到达班佑、巴西，急迫等待张国焘之左路军北上会合。班佑以东之上、下包座是入甘南必须控制之要点，此前胡宗南已派一个团兵力据包座南北之大戒寺、求吉寺布置防御。当发现红军北上后，胡宗南又令伍诚仁的49师由松潘以北的漳腊驰援包座。

为打开局面，我右路军于29日发起包座战役，采取围点打援战术，首攻大戒寺、求吉寺。30日，伍诚仁率部增援大戒寺，红军佯向东北退却。次日，伍师由大戒寺沿包座河两岸北进，我军发起反击，将其分割歼灭，伍本人受伤被俘，后趁我不备跳河逃脱。

随后大戒寺守敌投降，求吉寺之敌被我全歼。包座战役歼敌5000余人，红军胜利打开了甘南通道。事实证明，红军只要团结并集中力量，胡宗南之阻截并非不可击破。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准备“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此时，形势一片大好。

此时张国焘在干什么呢？他在提出分兵主张前，对大兵团经阿坝过草地出甘青的可行性就没有充分侦察研判过，甚至连份像样的地图都没有，对行军路线上的气象、地理条件一概不明。结果大军途中难以筹粮，又遭遇暴雨，而暴雨又导致前进道路上的噶曲河陡涨……

对右路军向北靠拢、合力打出甘南的建议，张国焘仍不甘改弦易辙，于是回电口径一变再变—他一边于9月3日复电，不切实际地要求“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一边却命令已东进墨洼附近的红5军返回阿坝。

5日又命令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8日再改主意，命右路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准备南下。

9月8日22时，右路军周恩来、洛甫、博古、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等人联名致电张国焘，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应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不过，张国焘仍固执己见，于9日先致电左路军后梯队倪志亮、周纯全称“现天更冷，再北进队伍必被拖垮。拟改道南打，一路由阿坝经绥靖、崇化、丹巴；一路经卓克基、懋功，以向邛、大、天、芦、灌、绵、安进为目的”，继而又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强行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得知信息后，即驰?毛泽东驻地报信。毛泽东、洛甫、博古等人即赶到红3军驻地巴西，连夜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在此危急关头，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已无可能，且将招致严重后果。

决定率原中央红军部队（红1、3军及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甘南。毛泽东连夜起草了著名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我们应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上”“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

并高瞻远瞩地作出判断“南下是绝路”。9月10日凌晨，中央率队向俄界进发，此即为长征中著名的“草地分兵”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