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与一隅

至1935年，新的战争阴霾已笼罩欧亚大陆，世界政治与外交格局正悄然转变。在东方，日本加紧了对中国华北的侵略。尤其是在1935年5月至7月间，日本迫使国民政府相继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国民党中央系势力被逼出华北。

接下来，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通过扶植如“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之类的傀儡，推动地方政权的伪化，从而造成事实上的华北分裂和“以华制华”。

在欧洲，德国则1935年3月16日公开捣毁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军军备限制条款，开始大肆扩充军备。宿敌的重新崛起，让法国立刻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一战后，法国因苏俄宣布废除沙皇旧债，而对苏敌意甚深，故积极支持协约国干涉苏俄内战，不肯对苏和解。

但说到底，法俄之间终究只是债务纠纷，法德之间却是灭国割地之恨，一旦德国威胁上升，法国只能重拾第三共和国传统的“自保国策”，搁置债权纠纷，主动向苏靠拢开展“联俄制德”外交。

希特勒反共、反斯拉夫种族的纳粹立场，亦使苏联深感不安，何况苏联可不止德国一个敌人，在远东方向还有一个与之结下深仇大恨的宿敌—日本。苏联对此自然不能不心存警惕。

急于打破两面受敌战略困境的苏联，也只能先接受法国的橄榄枝。1935年5月2日，两国签订《法苏互助条约》，条约内容为若缔约国一方遭“欧洲国家”之“无端侵略”，另一方应予援助—持绥靖政策的法国，在条约中刻意回避了亚洲义务。

所以在远东，苏联还那要寻找一个足以牵制日本的盟国。东亚范围内唯一的可选项，就只有中国。若中国红军不能迅速夺取全国政权，则结盟需求急迫的苏联就只能考虑国民政府了—就算不能有力地牵制日本，至少也不能让它迅速对日屈服，沦为日本对苏战备的资源仓库。

共产国际七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此时，正跋涉于雪山草地之间的中国红军，由于电讯中断，还不能悉知“远方”的种种考虑—他们只能搜集零散的信息碎片，然后从残缺的拼图一角去推演全景。

既是亲历者，又是旁观者的德国人李德，记录了其时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一派思想：“他（张国焘）认为，苏维埃革命现在正处于低潮时期，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不是苏维埃革命，而是抗日战争；

但是又要进行抗日战争，又要反对国民党，红军的力量则过于薄弱了，所以应该在一个比较闭塞的根据地里，例如在川西或甘肃坚持斗争，等待时机，直到红军从苏联方面得到援助，并且强大到足以依靠广泛的抗日群众运动，迫使国民党改变他们目前的态度。“

前半段是论据，后半段则是行动主张—张国焘的反对者们，抑制的就是这种保守主义策略。他们主张以更积极的行动，既要向“远方”靠拢去获取援助，又要向抗日前线靠拢去承担民族责任与国际责任。

分歧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