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夜的抉择与探索（1）
“赣南会议”：路线之争的引爆点
1931年末，蒋介石与毛泽东都经历了其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挫折—这两位在各自党内最具军事威望的领导人，都在党内反对派的猛烈抨击声中黯然离开权力核心。
不过，国民党的“纠偏”来得更快一些。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反蒋派身上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立马暴露。在内外交困中，焦头烂额的他们讪讪地对蒋妥协，于3月间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重新调整政治格局，形成以蒋介石掌军、汪精卫主政、林森虚任国家元首的“三头格局”。
蒋作为中国实际统治者的地位自此巩固，国民党内自北伐以来纷争不断的局面亦告一段落。志得意满的蒋介石乃得以集中全力，对苏区展开更大规模的“围剿”。此时，在并不遥远的江西，蒋一生最大的对手毛泽东，也在同样经历着一场跌宕起伏的淬炼。
在1931年7月至9月的第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指挥红军以“诱敌深入”战术，将十倍于我之强敌引入崎岖的赣南山地，待拖得敌人疲惫不堪后，再连续实施运动歼灭战，取得了辉煌胜利。
80天的战斗中，红军共打垮敌7个师，歼敌2万余人，缴获步枪1.3万支、轻重机枪170余挺、迫击炮55门—按当时红军的人枪配比，这些缴获足以让红军扩充一倍有余。
但正当第三次反“围剿”业已凯哥高奏、行将取得全胜之际，8月底9月初，王明所把持的中共中央从上海发来一份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批评“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了解”云云。
10月中旬，上海形势恶化难以立足，即将动身赴莫斯科钻进“红色保险杠”的王明，仍不忘以中央名义再次致电，批评“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云云。
为纠正这一系列“严重的错误”，中央苏区于1931年11月1日至6日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赣南会议”集中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即”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军事方面则以共产国际的进攻指示为“尚方宝剑“集火批判毛泽东”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将他排挤出党和红军的决策核心（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被相继取消），转而推行”先发制人“和”积极的进攻路线“。处境艰难的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到瑞金郊外数十里的东华山去了。
连续三次在绝对劣势条件下赢得反“围剿“的辉煌胜利，使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和毛泽东产生了特别的关注—在莫斯科的眼中，毛泽东的分量甚至超过了王明。王明对此当然是不太愉快的，先借题发挥继而指责敲打，是他此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惯用的手段。
但即便如此，“赣南会议“对毛泽东的批判之严厉、处理之过火，也远超共产国际甚至王明本人的预期。以至于坐镇上海的国际代表、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和博古、洛甫等人，都不同意对毛泽东采取“冷淡态度”，而在给瑞金中央局的指示中强调“一定要使毛泽东的情绪改变过来”。
那么，“赣南会议”上为何会出现对毛泽东如此激烈的批判声音？除了受临时中央压力和王明“左”倾路线影响这一主导因素外，当时根据地内部也确实存在一些认识差异。
第三次反“围剿”发生在根据地秋收前后，“诱敌深入”固然是弱小的红军打败强敌的唯一办法，中国革命的最终结果也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但在当时，广大苏区农民尤其是基层地方干部未必都能深刻理解这一想法。
尤其是当残酷的战争严重破坏了苏区农业生产，缺粮、少弹、无盐、无药等普遍性经济困难引发的矛盾，进一步蔓延至党的各级机构与红军内部后，意见就更多了：既然红军能够轻松打败强敌，为什么还总是要退却，使根据地人民遭受敌人蹂躏，蒙受巨大损失？
结果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被歪曲成了旁观者李德所看到的样子：“他（毛泽东）在军事上的片面主张，即所谓枪杆子政策，以及由于他一味退却，毫不抵抗的战略而造成的苏区的丢失，还有向山区溃逃等等都在会上受到批判……”
由于众多同志未能真正理解“诱敌深入”的必要性，舍不得打碎“坛坛罐罐”，对毛泽东的意见也就不断积累。“赣南会议”上的批判声音，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情绪的集中爆发。
一股过高估计红军力量，要求打出去、打大中城市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1932年1月9日《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提出了“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的论断，要求“为占领几个忠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
2月3日，中革军委不顾毛泽东的反对意见，集中红三军团等主力围攻赣州。但连攻33天，付出了重大伤亡而攻城未克，被迫撤退。
“江口会议“：理论家与实干派的激辩
此时，苏区党的最高领导人即苏区中央区书记，已由1931年12月底从上海辗转抵达瑞金的周恩来正式接任。苏区中央局之设立，源于1930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共产国际肯定了根据地建设，但出于对“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的不放心，要求中共迅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根据地去。
因此，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在1930年10月中旬决定首先在赣南、闽西苏区成立中央局，以周恩来任书记。在鄂豫皖、湘鄂西建立中央分局，分别由张国焘、夏曦任书记。因周在上海，故苏区中央局书记先后由项英和毛泽东代理。
“赣南会议“后毛泽东被解职，项英又再度代理，至此才正式交周恩来。攻赣撤围后，苏区中央区在江口开会，周恩来专派项英赴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参会。
“江口会议“上，毛泽东直言不讳地反对再打赣州，并对临时中央”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战略指导思想提出了批评意见。他建议”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在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
然而，与会者大都主张应贯彻临时中央指示精神。1932年3月17日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训令》，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并提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的背后战略。这还是要硬打南昌的决心与姿态。
尽管苏区中央局集体否决并再度批判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但周恩来并没有如前一样再对毛泽东采取“冷处理”。他耐心听取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与意见，还同意毛随他所熟悉的红一军团行动，从而在事实上恢复了毛的军事指挥权。
“江口会议”后，红军即遵《训令》分路出击—红三军团为西路军向赣江西岸出击向北发展，红一军团中东路军沿赣江东岸向北发展，红五军团在赣南苏区居间策应。中路军一出发，毛泽东首先便说服了红一军团领导人林彪和聂荣臻，并于1932年3月30日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设“直下漳泉”，改向敌力量薄弱的闽南发展。
这次提议得到了周恩来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同意，随即由毛泽东统一指挥红一、五军团重组为东路军，于4月3日由长汀及信丰之新田出发，插入敌人力量薄弱的闽南。10日到了克龙岩城，20日占领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