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夜的抉择与探索（2）

“宁都会议”：前后方路线斗争愈加激烈

由于毛泽东刚在“江口会议”上提了反对意见，这次又“拖走”两个主力军团，硬是凭一己之力把“沿赣北上”打南昌扭转为东下闽南打漳州，再一次激怒了临时中央。5月20日临时中央再发长电给苏区，罕见地直接点名批评毛泽东。

临时中央批评毛泽东“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但仍指示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斗争的路线”。

6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汀州召开会议，决定取消东、西路军，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由原方面军总司令、现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总政委一职，论理亦当由原总政委毛泽东复任，但由于他刚被临时中央点名批评，故周恩来谢绝了由他兼任总政委的提议，建议暂不设总政委，但仍安排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行动。

7月上旬水口战役后，鉴于军事工作的重要性日增，周恩来亲赴前线以中央代表身份指挥红军，苏区中央局工作交由后方同志代理。8月8日，经周恩来多方折中调和，最终以“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等理由说服了中央局同志，毛泽东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红一方面军重新回归“朱毛红军”领导架构后，立即取得了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歼敌约3个旅，但随即又在要不要机械地执行北上威胁南昌的指示上，再度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发生分歧。

作为前敌指挥班子（时称“军事最高会议”）的周、毛、朱、王（稼祥）联名致电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反复说明不宜立即北上的原因，但均未被接受。9月29日，苏区中央局严厉回电：“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此即党史上著名的“宁都会议”。会议一开场，就宣称“要及时和无情地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措辞严厉地批判前方领导集体，尤其集火于毛泽东“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主张对他进行组织处理，撤销军职调回后方。

此前也曾多次批判毛泽东的王稼祥，在亲身参与一线作战指挥后，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逐步认识到毛泽东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的。他在会议挺身而出，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他说：“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毛泽东）莫属！”会议陷入了僵局。

此时周恩来站了出来。他首先口头承认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前方同志“有等待倾向”以缓和场面，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他提出了两个折中方案：一是周负主持战争全责，毛仍留前方助理；二是毛负指挥战争全责，周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会议最终表决通过的，是对周恩来第一案的修正案—周指挥战争，批准毛暂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即便如此，苏区中央局仍有一些同志对此有很大意见，以至于向临时中央控告周是“调和派”，临时中央仍于10月26日正式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改以周兼任。毛泽东再次被剥夺军事指挥权。

李德到来：远方的误判与“顾问”的使命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读者提出疑问：为什么共产国际与上海临时中央总是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呢？我们先来看看摆在共产国际决策层面前的数据报表。

1932年，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报告称“目前我们已拥有26个军，15个独立师及一些其他部队，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了许多倍，在军事技术方面，如果不计空军和重炮部队，可以说我军与国民党军相差无几了”。

《国际新闻通讯》则称中共已“在华北（保定）地区建立了一些稳固的苏区”、中央红军“有兵力15万人，占领了许多城市”。纽约《工人日报》甚至称中国苏区已“占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有人口1亿”……

如单看这些数据，再加上一系列反“围剿”战争的辉煌战报，共产国际很难不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抱极其乐观的态度，但同时也必然会提出一个新问题—1亿人口的根据地，即便按极低的供养比例也足以支撑一支一两百万人的大军，百万红军为什么愣是打不下几座大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呢？

那一定是中国同志在军事指挥上不够成熟，党的领导人对胜利的信念不够坚定，说到底是决心还不够大，执行还不够坚决。不过，是否还有可能，即中国同志在统计和报告中出现了偏差呢？

就这样，原本驻哈尔滨中心站的四局工作人员奥托 布劳恩，就被派了个活儿—去上海协助共产国际远东局开展相关工作。布劳恩到远东局后接手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花3个月时间整理出一份关于苏区和红军军事状况的报告，以便苏共及共产国际决策参阅。

布劳恩拿出了一份质量极高的情报分析报告。报告指出，“在1932年春，也就是说在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开始时，苏区所占的面积，即使不把广东、福建、四川和陕西一些较小的孤立的、尚未巩固的游击区计算在内，也达到了最高点。至于武装力量和正规部队，在这时尚未达到最高程度”。

他较为精确地估算出当前所有苏区总面积11.28万平方公里，人口700万，红军总数约在5.7万至8万之间动态变化中，只有步枪和很有限的机关枪且严重缺乏弹药，每支步枪分到了子弹很少超过10发至15发，常需要使用冷兵器与敌作战。红军没有火炮，即便缴获野战炮，也因没有炮弹且不会使用而派不上用场，故很难攻克敌之防御工事。

由于撰写报告所需，布劳恩得以接触到中共和红军重大决策，并逐渐在事实上成为了埃韦特指导苏区作战的军事顾问。埃韦特在1932年12月初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可能稍后我们要把他派到苏区去。

1933年9月，布劳恩在埃韦特和他业务上的直接领导、国际新派来的军事代表弗雷德的欢送下，启程前往中共苏区。弗雷德这位未来西班牙内战中的著名指挥员，叮嘱布劳恩去苏区后要严格执行他的一切指示，比如说尽快建一个飞机场，在北线建立坚固的阵地，准备在福建战役结束后就进攻南昌，甚至饮马长江云云。

当布劳恩历尽艰辛抵达苏区时，迎接他的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以及黎川失守的噩耗。博古是1933年1月19日与陈云一道抵达瑞金的，洛甫比他们稍早几天抵达—这也标志着，整个临时中央已全部从上海搬到了瑞金。博古向大家介绍了这位新来的外国同志，为了保密和方便称呼，给他起了中国名字：“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