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夜的抉择与探索（3）
苏区坚守：作战形式与武装体系
1931年末，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14师进驻井冈山下的永新县“驻剿”。该师最初以营为单位出击，但很快就挨了当头一棒—81团3营伙同永新保安队进犯湘赣省机关驻地，遭红军（独三师及河西教导队）围歼损失一半，营长曹金仑被俘。
经此教训后，该师非纠集一个加强团以上兵力不敢出门，“进剿”频次因此大大降低，又使得苏区可以集中力量对付。11月间，79团附84团3营前往永新县城西北仅30里远的澧田“清剿”。
由于担心遭袭，行军速度相当缓慢，至9时才进至澧田以东四五里处，与红军警戒部队接触交火。蒋军全线展开，动用迫击炮压制红军的机枪，还炮击澧田街上民房。蒋军苦战一天，自身伤亡30余人，却连一个俘虏都没抓到，连对手是谁都搞不清楚。
最后搜捕老百姓拷讯，才知晓对战的是永新独立团和地方赤卫队。当晚蒋军阵地周围到处是鞭炮声和冷枪，为防红军夜袭，该团只好蹲在阵地上，于鹅毛大雪中露宿一一宿。次日返城途中，行军纵列沿途又迭遭远处山头上打来的冷枪，苦不堪言。
澧田战斗展现了苏区作战的一般形式：以赤卫队持续袭扰疲惫驻扎之敌；地方部队（县独立团）阻击、迟滞、削弱“进剿”之敌。只可惜此时永新所属的湘赣苏区没有主力红军，否则预伏在敌回程途中再实施一次运动截击，这股蒋军就很难全身而退了。
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回忆，湘赣苏区当时仅有地方武装（即独立1、3师）四五千人、2000余支枪。在1931年末的2个月战斗中，红军自身伤亡七八百人，但缴获枪支200多支—折算下来，敌我损失基本相当。
到1933年春，湘赣苏区地方部队又连续取得新的胜利，缴获步枪1000余支，还缴获了迫击炮。这支骁勇善战的地方武装后被合编入红六军团，成为红军长征的探路先锋。由此可见，地方武装是红军反“围剿”作战体系内承上启下的一支关键力量。但从1932年下半年起，一切悄然改变。
盲目“扩红”：“央地矛盾”支援根基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共产国际生搬硬套苏俄革命经验，强令初生、弱小的红军攻打大城市，结果屡遭失利。因此1930年夏秋反“立三路线”时，共产国际又转而强调中国革命力量“还没有占领大城市的重大机会”，在敌发动大规模“围剿”时，也赞同向山区实施必要的战略撤退。
但形势刚刚略有好转，便又重提进攻长沙、南昌等大城市的“必要性”，始终对“城市中心论”怀有执念。1931年末，中央苏区连续三次取得反“围剿”胜利。这使刚进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负责日常工作的米夫，得到了重提进攻中心城市的“有力论据”。
11月20日，他专门致信斯大林，要求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研究并通过一个决议，敦促中共将夺取中心城市的任务提上日程。其得意门生王明更进一步夸大数据，称中国共产党已掌握了1亿人口的地区，并组织起了数量惊人的红军。
这使得共产国际的领导群体对中国革命期望值越来越高，以致身在上海的新任远东局书记埃韦特也承受了很大的不切实际的压力，因而不得不向国际反映—不要相信这些过分夸大的说法，否则“有一二百万人的红军能够和应该在什么地方呢”？
作为王明“左”倾路线具体执行者，临时中央一再指示要打大城市、要更猛烈地扩大红军。尤其是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全部迁往中央苏区后，更将“扩红”作为苏区工作的核心指标。
1933年2月上旬，临时中央作出决议，提出“最大限度地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的紧急任务，要求在全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其中赣闽两省苏区原1、2月份扩大红军的数量须于2月20日完成，从2月20日至3月20日还必须再输送1万新战士到前方。
由于“扩红”时间紧而指标过高，各地只能把地方武装连人带枪全部打包悉数上交。如闽西的上杭、永定、龙岩等地，就把县独立团、区独立连、乡独立排连人带枪送到主力红军。然而，地方武装被悉数抽空后，赤卫队就失去了主心骨，敌一进攻就无法坚持。
结果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被击垮，人民遭烧杀抢掠，损失极大。“扩红”的效果并不理想，但对地方政权巩固和农业生产的负面冲击却显而易见。如此一来，地方干部群体对临时中央的意见就大了。
正在上杭、永定、龙岩领导游击战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于1933年1月下旬提交了一份名为《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反对机械地分配“扩红”指标，建议中央考虑地方斗争实际，非但不应削弱，还应当从军事上、经济上适当加强地方部队建设。
这个建议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式的“游击战”与共产国际指导下的“正规战”之间的方法论冲突。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将这一意见视为“大逆不道”，进而上升为“反国际反中央反党”“不扩大红军，只顾打游击战争“的”罗明路线“，而进行批判。
反“罗明路线“的结果是，提意见的闽西地方党政军领导被全盘否定：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均被撤职，还波及了一大批地方干部。对”罗明路线“的打击又进一步蔓延到江西，斗争矛头直指”邓毛谢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
这场路线斗争的最终结果，是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在1933年至1934年内扩大了一倍有余。但扩充的红军多用于组建新的军团，而战斗经验更丰富、作战损失更大的一、三、五等老部队，不但未能得到充分补充，反而因频繁抽调有经验的干部和作战骨干援建新部队，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当红军急剧扩大后，如何靠苏区200万人口供养10多万脱产的军政人员，又成了新的棘手难题。昔有“百农养一兵”之说，蒋介石政权最巅峰时也只不过是4亿人养400多万军队，而对以赣南、闽西两块贫瘠之地为核心的中央苏区而言，要供养如此庞大体量的军队，经济上的困难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