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夜的抉择与探索（4）

坐失良机：外线出击与“关门主义”

战场上的形势也在变化。随着敌投入“围剿”兵力越来越多，行动越来赵谨慎，苏区经济又愈发困难经不起蹂躏，再要像前三次反“围剿”一样诱敌深入，内线歼敌，实已难以为继。毛泽东本人也在思考如何应对新的局面，他提出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

在打赣州失利后，毛泽东主张“直下漳泉”，就是外线出击战略的一次成功尝试。如按正常逻辑线，接下来红军就当集中主力展开更大规模的外线出击了。但历史总是跌宕的—由于宁都会议将毛泽东再次边缘化，接着又是临时中央抵达后一系列路线、人事调整，外线出击设想无人主导，也就不得不搁置了。

至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集中全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军首战不利，于28日丢失北方门户黎川。蒋军边筑垒、边缓进的新战术，使红军陷入一个“两难”局面—若按既往经验设伏待敌，敌仅前伸几里便开始构筑新的碉堡；若主动进攻，敌便缩回筑垒地带坚守防御，密集的碉堡据点使红军难以对敌实施战术上的穿插分割，运动战往往被追打成攻坚战。

转机恰于此时出现。1933年11月20日，蔡廷?、蒋光鼐联合李济深、陈铭枢等广东将领，率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抗日反蒋，成立人民政府，史称“福建事变”。事变发动前，十九路军即已与红军接洽，双方于10月16日签署《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并进入休战状态。

“福建事变”的发生，使本已被四面合围的中央苏区东侧豁开了一个大口子，打乱了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尤其是对其担任“围剿”主攻的北路军之侧翼，造成了重大威胁。

蒋介石闻讯异常紧张，深恐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亲赴建瓯坐镇指挥，急调11个师南下，自浙、赣分三路入闽：蒋鼎文一路由赣东入闽北至建阳、建瓯；张治中一路自衢州入闽北至浦城、建瓯；卫立煌一路由金溪、资溪入闽西至邵武、顺昌。入闽的三路蒋军中，张治中所部系从南京、杭州抽调出来的后方战略预备队，该部入闽，江浙立显空虚。

闽变对红军而言，无疑是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天赐良机。此时的红军有上中下三策可选。上策是两套具有战略意义的外线出击方略。其一即毛泽东接下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指出的：

“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其二是共产国际代表及军事顾问提出的进军湖南计划，趁蒋军嫡系主力焦头烂额于福建之际，将参与“围剿”之敌西路军（以何键所部湘军为主）调动至湘中一带，在运动中歼灭之。一言以蔽之，实施“围魏救赵”，趁势打破5000多座碉堡筑成的“牢笼”。

中策则是战术性的。即趁蒋军慌忙入闽之际，对其实施猛烈的侧击，既可进一步坚定十九路军的作战意志，亦可取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削弱敌人。周恩来、朱德于11月24日向临时中央报告，要求以就近的三、五军团侧击入闽之蒋军。

但临时中央却取了最下策—从极“左”观点出发，对十九路军持完全不信任的态度，拒绝给予支援，仅打算坐观蒋军与十九路军斗个两败俱伤。还称福建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还还不是革命的”，此即后来的“关门主义”。

在蒋介石强大的军事压力和其惯用的收买手段又打又控之下，十九路军未经堂堂一战便迅速瓦解，“两败俱伤”的局面并未出现。而被蒋介石肢解收编的十九路军余部，随即被北调参与围剿鄂豫皖的红25军。1934年1月25日，闽变完全平息，蒋介石得以回过头来重新对中央苏区展开“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