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初期的彷徨（1）

“西征“探路

1934年7月23日，中革军委致电湘赣苏区，指示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电报对红六军团转移的路线、地域和行动都做了极为具体的规定。

电文要求红六军团先转移到桂东地域，而后向新化、?浦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向北与红二军团取联系（此时红二军团实已改番号为红三军，但电文仍惯以旧称），并成立以中央代表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作为红六军团“西征”的领导班子。

此时，湘赣根据地已被敌压缩到永新东南仅数十里的狭小地域，几无活动空间。故军委令红六军团转出外线作战的决定是适当的。同时军委的指示还另有深意，即周恩来后来所讲的为中央红军“西征”探路。

然而，红六军团经缜密研究后，认为若按军委规定的路线，沿途山高路险不便运动，且容易过早暴露行动企图，引来敌人堵截、尾追，从而陷入被动，于是最终选择了一条相对迂远但更安全的路线—主力向南再折转西南，从湘、粤两敌之接合部穿插出去。

经十余日准备后，红六军团及红军学校共9700余人，于8月7日下午3时，在熟悉地理的地方部队独立4团引导下，由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西征”之途。部队日夜兼程，突破敌之第一道封锁线，于11日抵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圩，跳出敌之筑垒包围圈。

为防止红军在湘桂边界落脚生根，主持西线“围剿”的湖南军阀何键一面调集部队自永新衔尾急追，一面派兵沿衡阳、耒阳、彬县及湘江一带防堵。桂系军阀也以2个师北上湘桂边界堵截。

鉴于敌情紧急，红六军团放弃了在桂东暂留“发展游击战争和推广游击区域”的计划，准备迅速西渡湘江。军团于12日晚出发，23日抵达零陵东北地域时，敌已以9个团封锁湘江零陵至祁阳段，且多路追兵逼近。

面对四倍于己、且已占领湘江两岸有利地形之敌，红六军团果断放弃了在零陵地域强渡湘江的计划，转而在潇湘二水之间与敌兜起圈子，后经道县涉沱水进入桂北，9月上旬在界首渡过湘江，进占西延县城（今资源）。

9月8日，中革军委再度下达新的训令，要求红六军团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区牵制敌人，配合即将突围的中央红军。红六军团根据军委指示与当面敌情，于9月11日进至城步以西之丹口地区。

但由于湘、桂两敌主力迅速进至绥宁、靖县一带，红六军团北上受阻，又无合适的歼敌战机，只得再次折转向南袭占通道县城，19日在靖县新圩歼敌2个团后入黔，于10月1日袭占贵州旧州。

红六军团入黔后，湘桂两敌继续尾随，黔军亦声言堵截，形成了三方“围堵”的态势。但这三家又各有心思—桂军欲“送客”远走，湘军则企图阻止红六军团北上与红三军会师，黔军则既“堵”又“送”，盼红军快走。

这时，红三军团领导人贺龙、关向应亲率部队南下接应。然而已转战两个多月的红六军团也陷入“西征”以来最危险的境地—由于部队相当疲惫，不熟悉黔东地形，加之军委又迭严令行动方向，导致红六军团被迫滞留于江口、石阡、镇远地域。

10月7日，红六军团在石阡西南的甘溪街遭桂军偷袭侧击，军团被敌分割成两段，形势殆危。军团主力在敌24个团的重围中，在狭小地域内周旋10余日。军团政委王震亲率53团在大山中为全军开路，断后的18师52团全部损失。

后由一个老猎户引路，在深夜穿越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才得以脱出重围，终于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与南下接应的红三军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辖第4、6师共4个团，约4400人。红六军团则缩编为3个团，约3300人。

红六军团这场历时80余日、跋涉2500多公里、全军损失高达三分之二的“西征”，证明了野战兵团寻隙突破敌筑垒封锁线之可行，探明了沿途各敌之态度与兵力虚实，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两个多月中，红六军团一直保持着与军委的电报联系，并总结上报了许多经验教训，如行李辎重问题。由于出发前，军委指示一切东西都要带走，对“西征”的意图也未作充分说明，所以红六军团是以“搬家”姿态踏上征途的。

红六军团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电台用的发电机乃至修械用的老虎钳，统统都带上了，导致部队机动性大大削弱。沿途不得不一路丢弃笨重物资，在进入黔南山地后，东西也基本丢光。红六军团特意将此经验教训电告中革军委，但显然没有太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