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初期的彷徨(2)


“搬家式”转移

关于长征的缘起,时在军事决策中枢的李德回忆“突围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开始”“这个计划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决议”。计划的主旨是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封锁,独立深入敌后作战。这一计划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

李德

因国民党军坚持采取“雕堡政策”,满足于缓慢但却致命的绞杀,故而红军也得以按自己的计划—白崇禧所判断的秋收之后—推进突围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如储备粮食、冬服、弹药,大力充实各野战兵团等。

七八月间红六、七军团率先向外线出击,牵制了敌之相当一部分兵力,因此中央苏区北部战绩的局势暂时稳定,军委得以将原分布在一线与敌“顶牛”的各主力军团撤回休整、补充与训练。

不过,在外线出击的兵力使用上,素不与人争执的周恩来却与李德发生了重大分歧。李德建议仅使用3个主力军团(即红一、三、五军团)出击,而将稍弱一些的九军团和拟建中的八军团留在内线坚持游击战;

周恩来则坚持将八、九军团也加入—集中红军的全部野战部队出击。最终在博古的调解下,全军出击成为定案。相应地,中央苏区各机构亦随军行动,仅留部分地方部队坚持根据地的游击战争。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事后复盘角度来看,李德的意见是一个战术性的内外线配合作战方案,本意还是不想放弃根据地。不过,他没有充分考量敌我力量悬殊如此,内线兵团能不能坚持得住,外线野战兵团还能不能打回来的问题。

而周恩来的意见,则是基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湘鄂西红三军转移创建新根据地的经验教训—主力转移后若不能在短时期内折返,则留守部队势难长期坚持。与其白白损失有一定野战能力的部队,不如集中全军向外线出击,另开辟一个新根据地。

至1934年9月中下旬,随着敌即将完成对苏区核心地域的合围,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们也开始有意识地为即将到来的转移释放出一些信号。如博古于9月底到红三军团,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提出要转移阵地,但并未讲要转移到何处。

《红色中华》也发表了张闻天所撰写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预作思想上的动员。由于此时“探路”的红六军团正处于生死关头,尚未与红三军会师,所以临时中央也只有一个循红六军团?出的路,向湘黔川鄂方向去的初步概念。

《红色中华》创刊号

由于临时中央已决定放弃苏区,所以撤离前对各种机构、家当也进行了编组,组建了2个非战斗纵队,而苏区则交由总数1.6万余人的地方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对红六军团所提之轻装建议,临时中央并未采纳,依然固执地搞“搬家式“转移。

据红一方面军1934年10月8日《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长征前全军共86859人,一、三、五、九军团分别实有17280人、15205人、10868人、10238人,新组建的八军团9022人。而2个非战斗纵队,则是军委纵队(4693人)和中央纵队(9853人)。

《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

军委纵队由各军事机构组成,包括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直属队,以及由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合并而成的干部团,行动相对灵活一些,自身也有一定战斗力。而中央纵队的担子就沉重得多了。

该纵队由中央机关、苏维埃政府机关、后勤部门等单位组成。尤其是后勤摊子负担沉重,如叶季壮领导的后勤供给部门,需要携带着办公的桌椅和笔墨纸砚,兵工厂的机床和刚造出来的子弹、手榴弹半成品,印钞票的铜版、石印机、发电机和成捆的电线、缝纫机和大批军服,各种文件、档案、图书资料,以及出发前征集的大批粮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