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秀山的变迁

清同治二年（1863）春，越秀山南麓的学海堂书院，陈璞、李光延等一众文人正在吟诗作画，送友人陈良玉赴直隶任通州学政。陈璞将此情景记录于心，绘就《山堂话别图》。画中峰峦高耸，树木参差，山间古道、屋舍隐约可见，景色清幽。此时广州正是木棉映红，风光无限之时，岭南的秀色之中流露出些许送别离人的气氛。

《山堂话别图》中的越秀山，也称越王山、观音山、粤秀山，尽管海拔只有70米，但它挺立于珠江北岸平原之上，被广州人视为人杰地灵之处。早在西汉南越国时期，越秀山便是南越国君臣登高祭祀之地。附近还有“越王井”，是当时人们的重要饮用水源。

此外，越秀山余脉象岗，还是赵佗孙子赵昧陵寝所在，其王墓建筑完全按照汉制。自古以来，人们对越秀山的“王气”联想翩翩，猜测曾统治岭南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南越王赵佗，是否也葬在越秀山中某处。

当南越国被汉武帝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后，越秀山的功能趋于多元化，这一时期越秀山上宗教场所的建设逐渐兴起。东晋时期南海太守鲍靓在越秀山上修建了道观越冈院。唐代越秀山麓附近的宗教场所更多了，有佛庵、药师庵，还有伊斯兰传教士宛葛素的墓地。

南汉时期，越秀山因其风景优美，被南汉君王视作建设皇家园林的绝佳选址。他们在越秀山一副疏浚甘泉，营建了甘泉苑区。开国皇帝刘?还在越秀山脚下铺设了一条蹬道直通越王台，取名为“呼銮”。

最有代表性的是宋元时期，“羊城八景”中均出现了与越秀山有关的景致。宋代“羊城八景”中与越秀山有关的一景是“菊湖云影”，菊湖位于越秀山脚，水平如镜，天空云彩映入湖中，令游人心旷神怡。元代，菊湖变湖为农田，元代“羊城八景”中与越秀山有关的景点变为“粤台秋月”。此时的越秀山，可游可赏，昔日的王山对于普通人而言不再是遥不可及。

明清时期，越秀山逐渐被纳入广州城中，形成“青山半入城”的格局，山顶还增筑镇海楼。明永乐年间，都指挥使花荣将山中万寿寺改建为观音阁，越秀山又因此被广州百姓称为观音山。

在明代“羊城八景”中，与越秀山相关的景致为“粤秀松涛”与“象山樵歌”。清代“羊城八景”中，与越秀山相关的分别是“粤秀连峰”与“镇海层楼”。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越秀山从合家欢尊崇的“王山”逐渐成了可亲可近的风景游憩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