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州石砚人间重

唐代文学家韩愈将笔、墨、纸、砚亲切地喻作“文房四友”。四友之中，砚虽然排次殿军，但其受喜爱的程度为四宝之最。古砚有四大名砚的说法，甘肃洮砚、广东端砚、安徽歙砚、山西澄泥砚各领风骚，其中端砚独占鳌头。

端砚，产于古端州（今广东肇庆），藏于深山之下，与溪流共生，一千三百余年前唐初武德年间即已开采，其石质细润，不发水，发墨快，有“呵气成墨，滑如肌肤”之说。流落岭南的刘禹锡对端砚一见倾心，感叹“端州石砚人间重”。端砚很快便“天下无贵贱通用”。

与后世端砚的繁复花纹相比，唐代的砚石往往以质朴取胜。1956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广州动物园一座晚唐墓中发现了一块尘封千年之久的端石箕形砚，于是，我国考古发现的最完整、最早的端溪砚之一就这样重见天日了。

这方朴实无华的端砚，形如簸箕，人们形象地称其为箕形砚。唐代研墨方式，大都为前后往返推拉式，所以唐代砚台常见这种造型。靠近砚首部位是凹槽，方寸之间足以储存墨汁，砚尾两侧向外撇，如同一个大写的“风”字，唐代文人又给这种砚取名为“风”字形砚。

砚池的底部凸出着地，形似足跟，唐代人们席地而坐，砚台往往放在低矮的几案上研磨，砚有足才能四平八稳。唐中期后，高足家具崭露头角，砚台的使用也逐步由地上移到桌上，这种有足的砚式就渐渐消失了。

北宋年间，端砚成为当时历代端州地方官结交权贵、讨好上司的“敲门砖”。端州官员每年都要挑选一些上好的石砚，供皇帝、勋贵使用，致使砚石开采无度。砚工需要在曲折的坑道中，匍匐前进，俯身作业，尽管这样，采来的砚石也仅有二三成可用。

直到“包青天”包拯接任端州知府后，严格执行朝廷规定的贡砚数量，才让历年来不堪制砚之苦的砚工们和老百姓如释重负。包拯在端州任职三年，两袖清风，离任时“不持一砚归”，为历代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