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一晃而过，我和李瑞星都从青岛回到北京，准备出国参赛了。我出国前，先拿着文化部介绍信，到北京一家专做出国服装的“红都服装店”按规定做了三套西装，其中包括一套上台的演出服；又在文化部领取两件白衬衫、一双黑皮鞋、两三条领带和一只专发给出国人员的老式大手提箱，只是没发袜子。这就是计划经济。
一切准备完毕，我和李瑞星在北京东边老首都机场一座不大的登机楼，登上了一架只能容纳二十名左右乘客的苏制伊尔 14 型客机，先飞往苏联莫斯科，全程约三十小时，中途起降六七次加油（现今的飞机从北京到莫斯科，中间不起降，只需七八个小时），中途经停站先后为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苏联的伊尔库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
在莫斯科，我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前往莫斯科红场参观，这是耳熟能详的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圣地。我原本想象中红场要比北京天安门广场大得多，因为苏联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没想到此时眼前的红场，竟只有天安门广场的最多四分之一大，令我们颇感意外。
在莫斯科逗留了两天一夜后，我们直飞布达佩斯。比赛的声势和反响超乎想象，许多国家的音乐人土和媒体记者都聚集布达佩斯，国际社会十分关注。当今各国各类大小国际钢琴比赛多得无以数计，恐怕没人能说得清究竟有多少个，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至少有一两千个之多，可说每一天都能出现新的国际钢琴比赛获奖者，例如光意大利一个国家，国际钢琴比赛就有一百多个。国际比赛的含金量和社会关注度也因太多而比过去大为降低。
而在我参赛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世界上的国际钢琴此赛，加在一起只有十多个，如比利时的伊丽莎白皇太后比赛、波兰的肖邦比赛、法国玛格丽特隆比赛、葡萄牙里斯本比赛，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比赛、德国舒曼比赛和巴赫比赛、意大利的布佐尼比赛等等，音乐强国苏联和美国还一个都没有。
李斯特钢琴比赛的评委来自匈牙利和世界各国，其中多位都是国际音乐大师。在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名参赛选手中，我是最年轻的一个。主办方规定参赛选手的年龄为十八岁至三十二岁，那时我才十七岁，经我国政府与匈牙利交涉后，才破例允许我参赛。比赛分成四轮。前三轮每轮各淘汰一批选手。进入第四轮即决赛轮，再决出第一名至第八名的八个获奖名次。比赛在布达佩斯最权威的音乐厅举行，场场爆满。
第一轮比赛弹奏中，当我奏完李斯特的高级练习曲《马捷帕》这首世界公认最高难度钢琴乐曲之一时，全场掌声长达两三分钟之久；奏完最后一个曲目《匈牙利狂想曲第六首》后，大概足足有五六秒钟，全场却鸦雀无声。一般演出乐曲刚成功弹完后，听众紧接着就会鼓掌，而当时在几秒钟内竟没有反响，令我顿感志忑不安。正在此时，我听到和看到坐在二楼席位的评委们突然全体起立，为我热烈鼓掌，在他们带动下，全场听众也随之起立，场内爆发出经久不衰的雷鸣般的掌声。
这时，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外国人也不过如此。我成功了。后来听说，评委们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之前他们对中国钢琴水准一无所知，绝没想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男孩能把《匈牙利狂想曲第六首》这支难度极高的世界名曲演奏得如此令人叹服，尤其是把曲中那一长段连续八度弹得那么出色。一位音乐大师评委不禁赞取道：“这名中国男孩的八度演奏是‘闪电八度'！”
第一轮结束后，我以最高分进入第三轮。遗憾的是，李瑞星被淘汰了。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比赛，广大听众和媒体舆论都认为在四轮弹奏中，我在每一轮都是弹得最为出色的一个。人们等待着我获得冠军的消息发布。
1956 年 9 月 22 日夜，主办方对外公布比赛获奖结果，竟然是：第一名苏联选手弗拉森科，第二名匈牙利选手别赫尔，我和另一苏联选手拉扎贝尔曼并列获第三名。另外，还为我和别赫尔各颁发了《匈牙利狂想曲》演奏特别奖。李瑞星虽然没有入围，但获得了李斯特乐曲《爱之梦》演奏特别奖。
顿时，听众和公众深感意外，国际奥论为之哗然。本来，人们都认为比赛结果我应获第一名，而在苏联的弗拉森科和拉扎·贝尔曼两位选手之间，贝尔曼的名次应当高于弗拉森科。后来，拉扎·贝尔曼和另一位苏联钢琴家阿什肯纳齐分别从苏联来到西方国家，都成为在西方深受追捧、十分当红的一流钢琴演奏家。
我为何最终未能获得第一名？很多人都认为，这同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有关。那时，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东欧各国同中国一样，都是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以苏联为首，当时中国都称苏联为“老大哥”。苏联又习惯于奉行以自己为主的大国主义，因此，连在匈牙利这一社会主义国家举行的音乐比赛，也必须要把桂冠戴在苏联人头上。何况，该比赛评委中，匈牙利本国和苏联的评委又占了一半以上。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名的名次就当然要留给匈牙利人白己了。
至于在两名苏联选手弗拉森科和拉扎·贝尔曼之间，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拉扎·贝尔曼的名次应在弗拉森科之上，然而弗拉森科是苏联共产党员，而拉扎贝尔曼是苏联音乐界的自由主义者，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要将弗拉森科排在拉扎·贝尔曼前面。这是当时不少有关人士的看法。颁奖仪式很隆重。匈牙利大国民议会议长（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给获奖选手颁发了奖牌和奖状。
比赛结束后的一天，匈牙利当局两位人员突然找到我，未做任何解释说明，把我带到布达佩斯的李斯特博物馆。馆内玻璃展柜内，赫然展示着一大束褐黄色的李斯特头发，飘洒漂亮。我正在这一李斯特遗物前不明就里、深感纳闷，匈牙利当局的人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当着各国记者的面，打开玻璃柜，将李斯特的头发取出来，从这束头发中捡出一小束，放进一个预先准备好的精致玻璃盒内，当场赠给我。将这一珍贵国宝给我，这分明是一种殊荣，需知比赛的第一二名获奖者，并未获此奖品，这显然有其特别寓意----这是对未给我第一名的补偿，也是对舆论的一种平衡。
赛后还有一段插曲。担任该比赛评委的世界一流女钢琴名家、匈牙利人安妮·费舍尔向中国大使馆提出要收我为徒，可在那个年代，中国学生是不能任意到国外留学的，大使馆只得婉言谢绝。这次比赛我还获得了一大笔奖金，折合人民币两千多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款额。政府分文不收走，全归自己。回国后，我把这笔钱兑换成人民币全部给了父母，算是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因为我还是附中的学生，我就用少量奖金给同班每个同学各买了一份礼物，包括漂亮的音乐图案的胸针等等，还为自己买了一大箱西方出版的乐谱，托运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