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中央音乐学院来了一位苏联专家，叫塔图良。那时中苏正处在蜜月期，苏联派了几万名各方面专家来华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塔图良是莫斯科国立格涅辛音乐学院的教授，五十岁左右，为人和善，教学出色。他听过我弹琴后，非要收我做学生不可。开始，校方因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而未同意。可当时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专家的意见非同小可，学校只得同意。
如果说父亲给我以启蒙，刘金定老师带我入门，塔图良则引领我进一步跨入了钢琴艺术的殿堂。我原来不知道钢琴还有如此广阔的天地。同塔图良上课后，我首先明白了什么是钢琴的“音色”，明白了同一台钢琴，在不同人演奏下，能发出相互差别很大的不同声音，即音色。同一台钢琴可以弹得明亮结实，也可以弹得虚弱模糊，可以弹得如波光般轻盈灵动，也可以弹得像枯树干那样木讷乏味。别人总说我的音色通透、明亮、立体、宽广，这种音色感，就是在塔图良老师的指点下开始形成的。
塔图良还使我懂得，弹琴除了要讲求音色，还要注意层次感，但主旋律要弹得鲜明，同时支声部旋律的表达也要清晰，这样乐曲才能主次分明、富有层次。还有句法。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和文章一样，是句句相连而成的。不同演奏者往往对同一首乐曲有不同的分句法，有人善于长句，有人则擅长短句，将句法的分寸把握好了，弹奏才能有舒服的呼吸感，才能奏出美妙的乐意。我的句法意识也是从塔图良那里获得启蒙的。
许多时候，钢琴演奏还要讲求音质的颗粒感。唐代诗人白居易形容中国乐器琵琶演奏的千古名句“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描述的就是颗粒感。在塔图良的点拨下，我弹出的琴音更清晰、干净、利落，更能有颗粒感。在和塔图良进学期间，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将于 1956 年 9 月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指定我代表中国参赛。
李斯特通常被认为有史以来创作最多最高难度钢琴作品的作曲家之一，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的所有指定曲目都是他本人的作品，这些曲目除其中一首外，我过去都没有弹过。像这种国际比赛，参赛选手通常要花两三年，最快也得一年时间准备。但当时国家文化部因对国际音乐赛事不够了解，致使我在该比赛举行的三个多月之前，即当年五月下旬才接到参赛通知。要在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把这些曲目全部弹出来，而且达到参赛的演奏水准，难度超乎想象，一般人是望尘莫及的。
中央音乐学院校方最初考虑的参赛人选还不是我，原因又是我的出身不好。塔图良知道了很不满意，他说：“我就是提议选刘诗昆！”学院当然又得听他的。眼看就到暑假了，中方要安排苏联专家去避暑。这个暑假的七八月份，我和另一位参加这场比赛的选手、上海音乐学院的李瑞星，连同一位俄语女翻译陈惠?，跟随塔图良一起到青岛边避暑边备战。在青岛，塔图良住在专门招待苏联专家的宾馆里，我们三人住在青岛文化局的招待所。塔图良几乎每天都乘小汽车到我们驻地上课，一上就是多个小时。整个暑假，他几乎没有休息过，我和李瑞星也每天从早到晚全天练琴。
我的赛曲有一首是《匈牙利狂想曲第六首》，这是公认的展示钢琴八度演奏技术的代表作和试金石。什么是八度技术呢？是指同时弹下两个相互距离为八个音高之同音的技术。八度技术是钢琴技术中最常用、最重要，也是最难的技术之一，即便世界著名钢琴家，也有些人八度技术并不够理想。《匈牙利狂想曲第六首》其中的高难度八度让多少钢琴家一试锋芒，又有多少人铩羽而归。由于我出色地驾驭了所有参赛曲目，特别是这首狂想曲的八度弹奏技术，塔图良对我这次参赛充满信心，他把宝押在我身土了。
最后，塔图良决定进行一场热身，文化部指令黄贻钧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与我们一起排练，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与交响乐团演奏。我们在上海音乐厅举办了一场李斯特钢琴曲专场演出，结果大受欢迎，很多人对我充满期待。其实我压根没想过得奖。此前我没出过国，根本不知道国际乐坛是怎么回事。我从小听惯西洋音乐大师的唱片，常把国际水准想得比天高，与外国钢琴家相比，中国遥不可及。虽然苦练备战，但我真有点无所谓，到那儿再说，走走看吧。
那时，在国际钢琴比赛得过奖的中国钢琴家只有一个就是傅聪。他在 1955 年 3 月获波兰“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优秀演奏奖。而我参赛的 1956 年是多事之秋，那年二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报告，揭露斯大林时代的黑幕，报告迅速流传出去，在全世界引发了一场改治地震。从这一年起，社会主义阵营也开始出现了裂痕。我对这些政治风云的内情并不知晓，那时我做梦也没想到---不久的将米我竟然会同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发生关联。
1956 年，对私营企业的公私合营运动渐入高潮，父亲在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地的公司都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是化私为公，统由国家管理。我父亲除每年按一定比例领取“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的身份行使职权，被逐渐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香港大楼也归公了，天津市的领导人随即入住。我家在邻近的小白楼租了一座两层独栋小楼居住。那时，所有私营企业家都被公私合营，我父亲也只有顺应时代潮流了。后来到 1957 年、1958 年之间，父母搬回了上海愉园公寓。
也是这一年春天，在少先队员的基础上，我又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为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了准备。我申请入团同申请入少先队一样，又写了大量对家庭和自己的批判材料。我就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于 1956 年 9 月出国参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