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 10 月返校后，我继续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那时，我已经弹得比中央音乐学院所有老师都好了，经常有同学请我给他们辅导钢琴，我也乐于助人。我又特别爱玩。那时我们经常做军事游戏，大家都推我做小头目。我们人人戴上肩章，每人都担当一个角色，什么上等兵，下等兵，上士，军士，下士，上尉、校，将，我就是司令官，组织大家分成两拨做军事游戏，和真的一样，同学们也比较服我。
我们最爱钻地道。当时学校取暖不用露天的暖气管，冬天锅炉房烧暖气就通过地道输送到各个教室，出口盖着水泥盖，人在地道内猫着腰可以走。我那时很淘气，偶然发现了锅炉房的暖气管道旁边有一个入口，是修理用的，在不生暖气的季节，我就组织地道战，带领一帮同学从那里钻进去，在地下钻来钻去…别的班正上课，突然间教室内地面的水泥盖就掀起来了，我们一帮人哗啦啦钻出来就跑走，看得那班学生膛目结舌，闹得我们乐不可支。这是我的一大发明，所有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老同学都知道。
我也喜欢体育运动。因为个儿高，我是附中校篮球队的队员，参加过校运动会一千五百米长跑。我还喜欢游泳，小学六年级时，父亲就带我到青岛的海水浴场玩，是他教会我的。我在天津体育运动委员会举办的小口径步枪比赛上还获了奖，考上国家三级运动员，并得到了证书。枪法是从小玩气枪练就的。
1957 年 5 月，文化部委派我代表中国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并举行钢琴独奏会。这是继参加李斯特比赛后，第一次专门出国表演，塔图良老师再次指导我准备曲目。这次我不仅演奏莫扎特、贝多芬、肖邦、李斯特等人的钢琴作品，还表演了斯美塔纳的乐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位捷克斯洛伐克作曲家的作品。
要弹好这些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对每位大师都要区别对待，下功夫研究和辨析。我后来的弹奏风格相当广阔，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在“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上，我听了各国音乐家的演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意大利世界级钢琴大师米克朗吉里的钢琴独奏会。我在国内听过他不少唱片，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聆听，他弹奏的肖邦《幻想曲》尤其令人折服。
我那时只有十八岁，非常喜欢玩，在布拉格满街转，还买了一把气手枪和一些玻璃器皿。当年捷克斯洛伐克是以制造武器和玻璃器皿闻名世界的。我回国不久，塔图良老师出事了。
原来，在我出国期间，中国文化部组织一些苏联专家游览泰山。登山时，塔图良老师和其他几位苏联音乐专家出于好奇坐了轿子。事后，没坐轿子的苏联专家把坐轿子的告到苏联驻华使馆，说坐汽车、坐马车、骑马都可以，但不能骑人，苏联人不能让中国人抬着，坐轿子等于用奴隶，这是原则性问题。那时，苏联高度意识形态化，于是莫斯科下令塔图良等几个坐轿子的专家都立即回国。据说，这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但他说情也没用，苏方说这是我们国家的纪律。
塔图良走后，他的专家岗位由一位苏联中年女钢琴家克拉甫琴科接替。她原是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很看重我，但我没好好跟她学，因为不喜欢她的音乐风格。1957 年 6 月，我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由于我不仅音乐专业出色，各门文化课业也都成绩优秀，被保送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
当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我们中学生不参加这场运动，就是到处看看，满足一下好奇心，因此也没有受到冲击。但谁能想到，当时躲过初一，后来躲不过十五。
附中毕业后的暑假，我和同学去北京郊区的香山远足，模拟打游击战。我们一行六人自带干粮和水，每人还带一根登山用的棍子，沿着山间小路，走进人迹罕至的荒山。等来到一座破庙时，天已经黑了，我们把庙里几个大香案搬在一块凑成一个通铺，就在上面睡觉。夜里，我们轮流值班持枪放哨。我们有一支长筒气枪，还有我那把捷克气手枪，和真的一样。山上没有灯火，夜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后半夜传来一个声音，由远及近，咚咚，咚咚，时断时续，令人毛骨悚然。我们吓坏了，汗毛倒竖，整夜不能合眼，至今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