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 9 月，我升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不久突然接到文化部通知，要我准备参加 1958 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并要求我和一位比我大两岁的女钢琴家顾圣婴，提前到莫斯科进行强化训练。
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为轰动、影响最大、史无前例的音乐比赛，是当时的世界政治大背景中，在苏联最高领导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倡导和关注下举办的。赫鲁晓夫想要打破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长期敌对的政治格局，通过举办一次最高规格、最为轰动的音乐比赛，来打开东西方沟通、和解的大门。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便诞生了，堪称国际音乐界的奥林匹克竞赛。
这次比赛的规格极高，比赛总主席由二十世纪首屈一指的苏联作曲大师肖斯塔科维奇担任，评委会主席是苏联和世界大钢琴家吉列尔斯，评委阵容也空前强大；上百名参赛选手中有几十名都是其他各国际比赛获奖者，包括冠亚军，比赛曲目之多之重，也是其他国际钢琴比赛罕见的，因此夺奖难度空前。
我和顾圣婴到达莫斯科时，那里已经天寒地冻。我们在中央饭店每人一间房，我的房间很大，放一台三角钢琴，我在这里日以继夜地苦练。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派世界著名钢琴教授裴因堡给我上课。他是这所音乐学院四大钢琴教授之一，已年近七旬。他有一位大徒弟，叫纳塔松，当时也四十多岁了，帮着他一块教我。
我把自己关在饭店房间内，每天练琴十二三个小时。为节省吃饭时间，我从不到饭店餐厅进餐，而是买了大量面包火腿香肠等食品，放在屋内当饭吃。饭店房间内没有冰箱，但是房间窗户是内外双层玻璃窗门，两层之间有一个空当，我就把买的食品全都放在两层窗门之间，莫斯科天寒地冻，这块地方的温度有如冰箱。所喝的水，就是房间里的自来水。莫斯科的自来水是可以饮用的。我用这种突击封闭训练的练琴方法，在临近比赛前，竟然将所有比赛曲目都熟练地弹了出来。 这样过了两三个月，裴因堡和纳塔松都说，我很可能得第一，至少是第二。
裴因堡让我弹的比赛曲目之一，是二十世纪伟大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的《第三钢琴奏鸣曲》。临近比赛之前，有一天，裴因堡竟然把卡巴列夫斯基本人请到课室，听我弹奏他的这首作品。我弹完后，卡巴列夫斯基高兴地说：“你弹得太好了，令我这首作品拔高和增色许多。别忘了，有这么一位好老师在教你！”接着，他对我弹奏这首曲子提了少许意见。
比赛之后，卡巴列夫斯基在许多场合，对很多人都说：“中国那名年轻选手刘诗昆是弹我作品弹得最好的一个。”担任这次比赛评委的苏联世界级大钢琴家里赫特也公开说：“刘诗昆弹奏卡巴列夫斯基《第三钢琴奏鸣曲》，弹得难以想象的好。”比赛后，我弹的这首卡巴列夫斯基作品，同其他一些乐曲一道被录成了唱片。
这次比赛决赛轮需弹奏的曲目共三首，即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自选一首钢琴协奏曲，外加一首在比赛前四个星期才公布的卡巴列夫斯基专为这场比赛而写的长达七分钟左右的《回旋曲》，此前谁也没有听过这首难度相当高的曲子。第一届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于 1958 年 3 月 18 日至 4 月 13 日举行，赛场是莫斯科表演的中心一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
比赛共分三轮，前两轮每轮结束后均淘汰一批参赛选手，最后只剩八名选手进入决赛轮。这八名选手均为获奖者，从第一名到第八名共八个名次和奖次，每名入决赛轮者各获其中一个名次和奖次。在第一轮比赛中，一半选手被淘汰，顾圣婴也在其列。我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以优异成绩顺利进入决赛轮。
三轮比赛的曲目分别为，第一轮，即初赛轮，自选一首巴赫的《十二平均律》，自选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从肖邦、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斯克里亚宾的《练习曲》中各自选一首，柴可夫斯基的《F 大调变奏曲》；第二轮，即复赛轮，从柴可夫斯基的两首《钢琴奏鸣曲》中任选一首，从指定的几十首俄罗斯或苏联近现代《钢琴奏鸣曲》中任选一首（我选的是卡巴列夫斯基的《第三奏鸣曲》），从肖斯塔科维奇的《前奏曲与赋格》中任选一首，任选一首浪漫派作曲家的中型或大型乐曲（我选的是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第六首》）；第三轮，即决赛轮的曲目，即从柴可夫斯基的第一或第二《钢琴协奏曲》中任选一首（所有进入决赛轮的选手选弹的都是《第一钢琴协奏曲》），任选一首任何作曲家的《钢琴协奏曲》（我选弹的是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再加一首比赛前四个星期才公布的卡巴列夫斯基的《回旋曲》。进入决赛轮的选手需弹奏的总曲目量，加在一起，真的可以举行二或三场钢琴独奏会了。
我是决赛轮中亦即整个比赛的最后一名弹奏者。我的决赛弹奏时间是 4 月 13 日。当晚，在我最后一个琴音奏完后，整个比赛便告结束，次日上午就要公布这次比赛获奖者名单及奖次。次日，即 4 月 14 日晨七时，我床边的电话铃响了，给我打来电话的是几位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音乐学生，他们高兴地告诉我，昨晚半夜，比赛主办方公布了比赛获奖结果，我获得了第二名。
获得第一名的是一位闻所未闻的美国选手，他叫范克莱本；另有一位苏联选手弗拉森科与我并列，同获第二名，他就是 1956 年在我曾获第三名的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上获得第一名的选手，获得第三名至第七名的包括另一位苏联人保加利亚人、日本人和另一位美国人，还有一位是哪国人，我记不清了；第八名空缺，因为第二名由包括我在内的两人同时获得。
据说，在比赛评委会最后决定给范·克莱本第一名之前，比赛负责人曾打电话向赫鲁晓夫请示，给不给美国人第一名？因为苏联是比赛主办国，而苏联选手没有夺得第一名，连第二名也没轮到，实在有伤面子。赫鲁晓夫在电话中问道：“专家们是什么意见？”回答说：“专家评委们都认为该给这位美国人第一名。”赫鲁晓夫说：“那就给！按专家们的意见办”
后来，《人民日报》等报纸都登载了我在莫斯科获奖的消息，有的报纸还特别提到我决心走又红又专道路。其实当时我还弄不太清楚什么叫又红又专，因为这一口号是国内刚提出不久的，我在苏联埋头备战和参赛，不太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既然记者这样问，我就如此讲吧。
这次获奖最令我高兴的有三点：一是上次在李斯特比赛我获得第三名，这次得到第二名，算是有了进步：二是我能为中国争了点光彩，三是我对得起裴因堡老师，自己也很有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