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克莱本获奖回国后，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场场都获得天价演出费。我于 1958 年 6 月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却正逢全国处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时期，到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笼罩着过热甚至狂热的气氛。
我回国后的境遇同范，克莱本完全不同，不是先到处演出，而是一场音乐会也没举行。文化部安排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去正在北京郊区兴建的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繁重的修建水库的体力劳动。按照当时的思维，这不是惩罚或贬低，而是拾高我，因为国家正在大力宣传“知识分子、文艺人士要和工农兵相结合，脑力劳动要和体力劳动相结合，这才是第一重要和最为光荣的”，按照这一逻辑，我获奖后无论怎样演出，也不如参加体力劳动更重要和更光荣。
修建十三陵水库是“大跃进”运动的一件典型事例，国家领导人都曾带头去水库工地劳动过。我在十三陵水库总共逗留了近两个月，同其他一些文艺人士同住一顶大帐篷，打地铺睡在地上。我的劳动任务主要是用铁锹挖土和用扁担挑土挑石头，当时我年轻，身强力壮，干这样的重活并未觉得过于辛苦和劳累，每天看着白天工地上人山人海，夜晚工地上灯火辉煌，还觉得很有意思、很新鲜、很好玩呢。
从十三陵水库回来后，报社让我写一篇参加这次劳动的心得体会，我的文章登了整整一版。6 月 16 日的《人民日报》也登载了。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后来成为“四人帮”一员的张春桥所写的文章《刘诗昆得奖以后》，主要内容是希望我得奖以后多和工农兵相结合，因为得到工农兵奖赏的音乐家才有资格得到世界最高奖赏，因为全世界都是属于工农兵的。
我从北京返回了当时校址还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我当时的身份还是该校钢琴系学生。入校后，我才发现校内几乎空无一人，从一个校工那里得知人们的去向，立即走步校门找人，果然见到附近一条马路上人山人海，全校的人都在那里开挖街道排水沟。
大家见我风尘仆仆地回来了，纷纷围拢过来同我寒暄，我却只字不提人所共知的比赛获奖之事，夺过一把铁锹就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这又成了我的积极表现。中央音乐学院领导夸奖我虽然获奖但没有骄傲自满、高高在上，并根据我返校后的这一类表现，经上报文化部后，树立我为“又红又专”的“红专标兵”。为让我有更多“又红又专”的表现，中央音乐学院给我做了如下安排：几次将钢琴搬到一些工厂车间或部队营房里，让我直接给工人或战士们表演，这意味着融入工农兵。让我参加“大炼钢铁”运动，在泥土地上挖成的“小土炉”里炼钢，从事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
让我融入“大跃进”中的爱国卫生运动，参加“除四害”活动。“除四害”先是指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后来发现麻雀是益鸟，如灭绝，农田中的害虫会大肆泛滥，又改为消灭臭虫。有趣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师生员工集体铲除麻雀时，把乐器中的大鼓、小鼓、大锣、小锣，连同洗脸盆、铁锅一起拿出来，一边呐喊一边敲打，周边各单位的人也同时敲打各种器物并喊叫，令麻雀不停地飞，不敢落地，活活累死，坠地而亡。
参加“大跃进”中的“体育运动”，接连多日从早到晚练习长跑。通过这种练习，当时我真的掌握了一定长跑技能，后来还参加过天津市运动会的三千米长跑竞赛。我从小喜欢玩气枪，练出了一定程度的射击本领，在此期间，我参加天津市小口径步枪射击比赛，获得了小口径步枪三级运动员的称号和证书。
我还被下放到北京郊区一个村庄，在那里住了半个月，同农民同吃、同住、同体力劳动。以上这些都是对我“又红又专”的政治培养。1959年，在“大跃进”的热潮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除了弹钢琴，我还会作曲。七岁时在上海，父亲就请了一位名叫邓尔敬的作曲教授教我作曲，当时我写的第一首钢琴小曲叫《快乐的小白兔》。长大后我又写了两首钢琴协奏曲、一些钢琴独奏曲及歌曲。
1959 年初，中央音乐学院校址从天津迁到北京。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全国都卷入“大跃进”的热潮中，文艺界，特别是音乐界，又大力提倡创作中国民族化的文艺作品、音乐作品。在这种形势下，文化部和中央音乐学院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内创作一首具有民族特点的大型钢琴音乐作品。
当时中央音乐学院有两位学生，潘一鸣（男）和孙亦林（女），曾创作过一首很短、很简单的《钢琴协奏曲》。由我牵头，我和潘一鸣二人，就从他们原来写的那首小《协奏曲》中吸收了不多一点音乐素材，重新创作出一首由钢琴主奏、全部由中国民族乐器组成的交响乐团协奏的大型《钢琴协奏曲》，名为《青年钢琴协奏曲》。
这一作品的形式和组合，即钢琴和中国民族乐器的结合，由中国各种民族乐器组成一个大型交响乐团，是前所未有的。在这首作品的乐队编制中，我们用中国乐器的二胡和高胡代替西洋乐器的小提琴，中胡代替中提琴，大马头琴代替大提琴，倍大马头琴代替倍大提琴，竹笛代替长笛和短笛，管子代替单簧管和双簧管，唢呐代替小号，古筝代替竖琴，中国大鼓代替定音鼓等等。还有少量中国乐器，如琵琶、阮、月琴等，很有音乐特色，但没有对应的西洋乐器，我们也取用了。
这种代替和改编的效果非常成功，加上钢琴，整体演奏效果不亚于或基本不亚于西洋交响乐团。这首作品的协奏民族乐队的成员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国民族乐器界权威人士的刘德海（琵琶）、李光华（琵琶）、王国潼（二胡）、刘文金（高胡）等等。乐队指挥是既会弹钢琴又能指挥的本院钢琴教授朱工一。
《青年钢琴协奏曲》的主题内容是表现新中国青年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对外演出后，社会反响极大、极热烈，成为当时中国音乐民族化和中外音乐融合的一个典型范例。这首作品在中国、目本和美国都录制了唱片。不足的是，由于我忙于各种事务而没有为这首作品写成两架钢琴谱，一般钢琴学生或钢琴演奏人士在没有乐队的情况下，无法练习和演奏，因此后来流传得不够广泛。
后来听说，苏联的世界级大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听过《青年钢琴协奏曲》，给予了肯定。因为这首《青年钢琴协奏曲》，我结识了后来的第一任妻子叶向真。1959 年 2 月的一天晚上，在中央音乐学院大礼堂演奏由我钢琴主奏的《青年钢琴协奏曲》，没想到，国家领导人叶剑英也来听音乐会了。曲子演奏完，叶剑英走上台接见我，同我握手祝贺。他身旁有个女孩，模样有些像他，身材苗条，眉清目秀，一看就是他的女儿。
这个女孩就是叶向真，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女式中山装和一双布鞋，衣着非常朴素，当时她是北京实验中学的学生，才十七岁，是陪叶剑英来看我演出的。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风华正茂，不仅在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此赛上获高奖，还成功创作了这首《青年钢琴协奏曲》，爱慕我的女孩子不乏其人，但我还没有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