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见面后不久，我就收到叶向真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上大胆表达了她对我的爱慕和欣赏。接着她又打电话约我见面，起初我有些顾虑，因为人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元帅的女儿，长得又漂亮，而我是一名资本家出身的学生钢琴家，不够门当户对，于是找借口未去应约。但她又接连多次打电话来，我再不应约就不礼貌了。那天，她在中央音乐学院大门口等着我。我同她见面后，一起在城墙外的护城河边散步。那里柳树成荫、人烟稀少。我们并排走着、走着，她就靠近了我，我也不敢轻易造次。
后来我们就经常约会了，她也继续给我写信，每封信里还写有一首她作的诗。受父亲影响，她很会写诗。有一次，她去海南岛带回一包相思豆，之后的每封信里都放上两粒，以示两相思…她的信字迹娟秀漂亮，给人莫大的好感。后来她约我去她家见面。那时，她父亲有两个住所，一个在北京西城区北长街，另一个是北京西郊。
我第一次去到北长街是一天晚上，门口有警卫员站岗。那晚，叶剑英住在郊外的住所。我一看她家里很朴素，所有家具都是公家发的，又旧又不配套，还没有我自己家的家具好呢。屋里也没什么装饰，除了房子大些外，跟普通老百姓的家没什么两样，只是有一台很旧的咖啡色三角钢琴。第二次去北长街，就见到叶剑英了。他看我和他女儿在一起，就知道我们俩好上了。他同我在一起没任何架子，一切显得很随便、很自然，同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氛围也没什么两样，令我觉得元帅也是普通人，没有什么神秘的。许多人都亲切地称叶剑英为“叶帅”。叶帅有六个子女，他对子女的婚事从来不干预，也从没有干涉过我和叶向真的恋爱。
叶剑英文化修养很高，一是他酷爱看书，中外书籍都看，还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看书时手里拿一支笔，每看完一个句子，就在最后一个字后面画一个小圆圈。他说，这样一边看一边画，自然就会看得很用心，很仔细，而不会走马观花。二是他爱写中国古体诗，写过的诗不计其数，曾有一本厚厚的《叶剑英诗集》。三是他爱听苏州评弹。四是喜欢音乐，会拉一点二胡，还会弹点钢琴。
我在北长街有时用那强旧三角琴弹些通俗易懂的曲子给叶帅听，我还曾和他在这台琴上弹过简单的“钢琴四手联弹”，即他弹简单的高音部旋律，我弹较复杂的低音部和声伴奏。我们一老一少并排坐在钢琴旁，叶向真和其他子女以及工作人员站在旁边听，那种其乐融融的情景至今还在眼前。
1959 年 5 月 3 日下午，我参加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的一次文艺界代表人士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并讲话，陈毅副总理到会，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全国文艺界最顶尖人物，共五六十人。参加人员都是我祖父祖母辈，至少是我父母辈年岁的人，就我一个小年轻，当时刚满二十岁。
会上周总理发表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的重要讲话，陈毅副总理有时插插话。周总理讲话的核心精神是指出和批评当时在国内文艺界存在的种种过“左”的表现，指示一定要纠正这些表现。这是我第一次亲耳聆听周总理讲话，深为他讲话水平之高折服。我注意到他在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中，完全没有稿纸，我心想：这也太厉害了。
周总理讲话后，国家领导和全体与会人员，包括我在内，全都转移到另一间放满沙发和茶几的大厅内就座聊天。我坐在与周总理只有几米的地方。只见他和陈毅副总理旁边的小茶几上各放着一只装满清茶的青花瓷茶杯，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与会者都没有。我坐了一会儿，突然看到周总理目视着我，朝我笑了。我猜想，这个大厅内都是年岁很大的人，只有我这么一个小年轻，可能总理觉得我坐在这里很显眼，很有趣，才发笑的吧。刚想到这里，只见总理突然站了起来，拿起自己那只茶杯走到我跟前，说“刘诗昆，我认得你，这杯茶还没喝，给你喝。”说着就把茶杯放到我眼前了。
我赶忙站起来，说：“总理，这是您喝的茶，我不能喝。”周总理说：“给你喝你就喝吧，不要推托。”说完冲我笑笑，又回到他自己的座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近距离面对面接触周总理，他平易近人的亲切气度令我感动，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1959 年 10 月 1 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10 月 3 日，在刚竣工并交付使用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国庆的大型歌舞晚会。到场者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一些国家政要也应邀出席。
我在这场晚会上演奏钢琴，所弹曲目记不清了，但难以忘怀的是，我演奏的是一台北京星海钢琴厂特制的十一英尺长的超大三角钢琴。世界上最大三角钢琴的长度都是九英尺，但为响应当时“大跃进”中“超英赶美”和“别国没有的我国要有”之类的号召，特别赶制了一台这样的钢琴，它在舞台上看起来非常壮观。
但这台钢琴的声音并不好，特别是音量不够，因为钢琴的琴弦不是越长越好。举个简单例子，晾衣服的绳子即使不挂衣服，太长了中间也会往下附，因为绷不紧；九英尺长的钢琴刚好到了琴弦长度的极限，琴弦再长就会松软。直到今天，这台钢琴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还放在人民大会堂入口处的大厅里展览。
中央音乐学院在北京市内西城区的校址旁，原有一段旧城墙，当中挖有一个大洞，里面存放着苯和乙醚等有毒化学物品。1960 年 3 月的一天上午，城墙洞内突然失火，只见洞门大开，浓浓白烟夹杂着猛烈火苗从洞里吐冒出来。我和院内几十位师生员工看到后，全都抄起各种工具跑出校门，冲到起火的城墙洞内，奋不顾身地扑火。我手头什么都没有，就脱下身穿的呢子大衣扑救。
当时洞里弥漫着刺鼻的烟雾，还带点甜味，这是苯和乙醚燃烧后特有的味道，是有毒的。我们把火扑灭后，又把装着这些剧毒化学物的圆桶一个个推出洞外。救火过程持续了十多分钟，消防车才赶到。我们吸入的这种气体，过段时间才会发生化学反应。几十分钟后，我和其他救火的人纷纷感到头昏脑涨，浑身乏力，呕吐不止，包括我在内的有些人甚至意识不清，如不及时抢救会有生命危险。校方马上紧急呼救，一辆辆救护车鱼贯驶入校园。我被抬进救护车时，已几近不省人事。我们被分别送到北京的多所医院。
在北京人民医院，我被抢救醒来，迷迷糊糊看见自己躺在病床上，挂着点滴。据说国务院领导人、文化部部长、北京市领导都来看过我和其他救火的人，究竟是谁我说不清了。叶向真也来看过我，我连她都没有认出来。我在医院疗养了半个多月才出院。这次失火和救火惊动了中南海，事发后周恩来总理也赶到火灾现场亲自视察。
我数火不是装假的。失火处位置偏僻，附近全是小胡同，消防车即使赶到也难开进去，如果真的发生爆炸，中央音乐学院首当其冲，毒气当场就能把院内的人熏死，我当时想，自已作为公民有救火的义务。后来在新闻报道中，将我的“又红又专”同救火事迹连在一起，其实我并不想这样夸耀自己。1960年夏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一场有一万人到场的模范人物报告会，我作为“红专标兵”的代表也做了一个报告，后全文登在《人民日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