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 年 6 月，二十三岁的我从莫斯科音乐学院结束留学，毕业回国，文化部根据我的志愿，将我分配到母校中央音乐学院。主持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是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赵讽，和他的一位上级领导人、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两人都思想开通，十分爱才，对我非常重视和爱护。根据他们的安排，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继续钢琴演出生涯，二是任院内钢琴系老·`师，但只教两名学生，以免影响我的演出时间。
那时在全国各种艺术院校中，二十多岁就当主科专业老师的极为罕见，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薪金是每月人民币八十九元五角。按国家统一规定，留学生毕业回国后的薪金普遍是人民币五十余元，我的级别和薪金都高出好几级。回国后，我又到北长街叶剑英的住所，同叶向真住在一起。
不久接到通知，文化部要在当年九、十月间，组织一个级别很高的音乐艺术演出团，名为“中国青年音乐家演出团”，赴香港和澳门演出，我是演出人员之二。演出团总共十三人，团长是赵讽，副团长是延安老干部、女作曲家严金萱。演出团节目单上的演员排名第一个是我，后面依次是女钢琴家顾圣婴、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女钢琴家周广仁、男歌唱家施鸿鄂、女歌唱家张利娟及弦乐四重奏的俞丽拿、丁正诺、林应荣、沈西蒂，还有秘书韩中和。
这是我本人第一次来到“资本主义世界”，充满了期待和好奇。演出团先从广州坐火车到达深圳同香港的交界处罗湖口岸，那时还非常荒凉，只有一座作为两地分界的不长的铁路桥，两端各有一个简陋的火车站。我们从铁路桥走到对岸，就算来到了香港。当时，国家在香港的派驻机构对外称作“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我们在该社负责人员的引领下登上一列老旧的火车，从香港一端的罗湖火车站驶到老九龙火车站。
在站台上，早已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最前排的除香港分社的领导人外，是一行浓妆艳抹、手持鲜花的影视女明星。其中第一位是夏梦，她是当时香港和东南亚最红的电影女演员，芳龄不到三十岁，是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的梦中情人；第二位是电影演员石慧，名气仅次于夏梦，她多才多艺，不但会弹钢琴，还会唱意大利歌曲，其他女演员个个都是名角，只见整个站台上姹紫嫣红、花团锦簇。
这些女演员送给演出团每人一大束花束，仔细一看原来不是真花，而是刚问世不久、风靡一时的彩色塑胶花。当时正值李嘉诚在香港靠制售塑胶花起家，内地还没人听说过呢。我们从香港返回后，都将塑胶花拆成一朵一朵的分赠给亲朋好友，他们都爱不释手。
我们一行在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的招待所下榻。那时，台湾国民党在香港还有相当的势力，在我们之前，京沪的京剧团和越剧团来香港演出时，国民党特务都曾在舞台边上的花篮里放过轻型炸药，在剧场内引爆，虽然没有伤人，但扰乱了演出，因此，我们在香港任何地方都受到香港分社和香港警方的严密保卫。
全团在香港九龙普庆大剧院连续演出了十几场，另在香港大会堂演出两场，演出曲目主要是西洋古典音乐作品，伴有少量中国乐曲。演出中最受欢迎的是我的保留曲目《匈牙利狂想曲第六首》，第二是郭淑珍演唱的《蝴蝶夫人咏叹调》，随后是俞丽拿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当然其他人的节目也都很受欢迎。我从那时起就广为香港人所知了。
在香港时，适逢香港大会堂落成。由于该会堂是香港第一座正规音乐厅，每个艺术团体或演出个人至多只能在那里连演两场。我们在那里演出的两场是：全团的首场开幕演出和我的个人专场钢琴独奏会。我演奏时，香港大会堂连架新钢琴都没有，只有一台紫红色的旧施坦威牌九英尺大三角钢琴，还是租的。
演出团轰动了整个香港，香港左中右各家报刊全都在重要版面连日刊登有关我们的报道和文章，电台不断播放着我们的演出实况。人们奔走相告，他们没想到内地还有这么好的钢琴家，小提琴家和男女高音，大呼过瘾。以英国港督为首的上流社会，包括大富豪王宽诚，汇丰银行总裁等中外银行家，还有各国驻港知名人士都来看我们的演出。演出场场爆满，普通居民都买不到票。每天演出前，剧院前人头滚滚围着黄牛讨价还价，演进后，好奇的观众守在后门口争睹演出者的风采。
虽然香港同内地之间只隔一条河、只需一座桥，但这中间犹如有一道无形的铁幕，将两地遥遥分开。我们抵达香港后，引起了不少香港同胞巨大的好奇与关注，一家香港电台广播说：“一些香港市民见到‘中国青年音乐家演出团’ 就像见到了天外来客一样，他们确实没有想到，内地的音乐家至少不亚于最好的西方同行。”总之，我们这个团在香港不辱使命，打了一场大胜仗。
我们一团人来到香港，也都大开眼界。过去，我们至多去到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和几个东欧国家，这回到了香港，算是亲眼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了。团里每人给发了两百多元港币，这是一大笔款，那时香港的职工阶层月薪才几十港元。香港的商品多来自各个西方国家，琳琅满目，让我们眼花缭乱，看什么东西都好，都新鲜和喜欢。这两百多元港币能买不少东西，可每个人都在盘算着到底买什么。新华社人员陪着我们到香港的百货商店，有时候也在街上大排档买东西。我和很多人都买了最时髦的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小照相机，还有脸盆，水桶和餐具等塑料制品。这些东西在内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这名“红专标兵”到了香港，在花花世界中的各种商品面前，好像一时也忘了“红专”二字。
还有流行文化，我们在香港也是第一次接触。香港的女演员和一些普通女子的打扮都让我们感到新鲜，团里较年轻的女性都模仿夏梦、石慧等梳成了当时流行的“菊花头”。这种发型好似头发变成了一朵大菊花，香港的理发师个个会做，而内地的理发师见都没见过。石慧很欣赏我，她为我写了一首诗，登在报纸上，诗中有一些引人联想的词语，我也没在意。
十月份，我们全团就坐汽车从广州去澳门，沿途经过五条大河，汽车都要开上渡轮才能过河。中共在澳门的派驻机构叫“南光公司”，正如香港派驻机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的内部名称叫“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南光公司的内部名称叫“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澳门分工委”，分工委书记兼南光公司总经理叫柯平，又叫柯正平，他的哥哥柯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老共产党员，也是柯平之前澳门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
当地有个说法：澳门有三督，葡萄牙的澳督、中共的柯平和当时的何贤，就是说这三人是全澳门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何贤是澳门的华人领袖，传说在澳门丢了贵重东西，何贤一定能给你找回来，他是亲近共产党而疏远国民党的。柯麟和柯平兄弟及何贤，还有另一位华人领袖马万祺，都是叶剑英的老相识，同我和叶家的人也很熟。
我们住在南光公司招待所时，隔院的何贤特地在两座大院之间的院墙上搭了一座临时竹桥。他家有钢琴，我和顾圣婴就走过竹桥到他家里练琴。全团人有时还过桥到何贤家里吃饭，他亲自下厨为我们煎牛排。柯平和马万祺也常来招待所或何贤家探望我们，大家亲如一家。那时，我常见到何贤的儿子，当时年龄还小，他就是后来澳门的第一任特首何厚铧。
我们在澳门的一家旧戏院演出了几场，同香港一样，大受澳门同胞欢迎。在澳门待了一个多星期后回到上海，我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反响也很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副书记的陈丕显在上海最高建筑物之一上海大厦的顶层宴请了全团，对我们港澳之行的成功表示热烈祝贺。至此，我们这个团的全部使命就圆满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