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我就和叶向真开始筹备婚事。叶帅对叶向真说：“你们两人走到现在，刘诗昆留苏、求职和港澳之行这些大事都完成了，现在可以办一下结婚手续了。”1962 年 11 月的一天，我们两人到北京的婚姻登记处领取了结婚证，当时我二十三岁，叶向真二十一岁。
我们筹备婚礼一切从简，婚后仍然住北长街，所住房间没有任何改变，只贴个红?字而已。叶向真穿着我从香港带给她的衣服，我连新衣服都没置办。叶剑英同我们商量，决定请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和罗瑞卿大将出席我们的婚礼。我俩挨家去这些长辈家里请。
我和叶向真先到中南海陈毅家，他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有几分洋派，爱穿西装，还喜欢西洋古典音乐，对文艺界情有独钟。我在莫斯科得奖回国后，有一次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请我去演奏，陈毅在场，他听我弹奏《匈牙利狂想曲第六首》后，大感兴趣，从那以后，经常点名让我为来华访问的外国国家领导人表演，每次都亲自指定我表演的曲目。这次我和叶向真见到他后，他同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并爽快地答应同夫人一起出席我们的婚礼。
这接着，我和叶向真又先后拜访了聂荣臻和罗瑞卿，恭请这两位老长辈。他们也都未加犹豫，答应同夫人一起参加我们的婚礼。
婚礼是在北京西郊叶剑英城外的住所举行的。这些高级领导人的生活真的不奢侈，叶帅除了住的地方大点，出门有汽车，到外地能坐专机外，日常生活也全靠约四百元人民币的薪金，油盐酱醋全算在里面，每月还要扣去几十块钱住房费、水电费和缴纳几十块钱党费，他没有也买不起贵重的东西。
当年他出访波兰，获赠一只镀银盘子，中间有波兰作曲家肖邦的浮雕头像，这件东西还像点样，又和音乐有点关系，他就找人刻上字送给我和叶向真做结婚礼物，也算是叶向真的嫁妆了。我母亲一个人前来北京，代表父亲和全家出席我们的婚礼。
新婚那天，我和叶向真在门口迎宾，陈毅、聂荣臻、罗瑞卿三对夫妇先后到达。陈毅夫妇和聂荣臻夫妇每家各送我们一只景德镇瓷花瓶，罗瑞卿夫妇送了我们一只国产玻璃花瓶，在当时是较罕见的贵重礼物。其他来宾有钟期光等几位解放军上将和中将、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祁峰、澳门的柯平，中央音乐学院的赵?等等，总共来了三四十人。
婚礼既没有司仪，也没有仪式，就是来宾在家里吃顿饭、喝点酒。叶剑英和陈毅、聂荣臻、罗瑞卿四人在楼上单独聊天、单独吃饭，其他来宾都在楼下。饭后，所有人一起到院子里拍张大合影，合影的排位很有讲究。
按理说，作为新郎新娘的家长，叶剑英和我母亲应坐在第一排位子的正中，但在元帅排名中，叶剑英排在陈毅和聂荣臻之后、罗瑞卿之前，总不能让陈毅和聂荣臻坐在叶剑英之下，于是叶帅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让我和叶向真坐在第一排正中，陈毅、聂荣臻、罗瑞卿坐在我们两旁，他们的夫人也坐在第一排，叶剑英和我母亲一人分别各坐在第一排的一头，其他来宾都站在后两排。这样，我和叶向真是新郎新娘，又是晚辈，坐在正中无所谓排位问题，叶剑英和我母亲作为双方的家长，出于谦让分坐两头也很得体---这很符合叶剑英的为人。
可惜这张照片在“文革“中被抄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婚礼结束时，叶剑英才对陈毅、聂荣臻和罗瑞卿说：你们每位长辈训一训这两个孩子吧，意思是教导教导我和叶向真。陈毅哈哈大笑，说“不训了”，聂和罗也随声附和“不训了不训了”。说完，他们和其他宾客都走了。
当晚，聂荣臻夫人和罗瑞卿夫人，还有中央音乐学院一位女党委副书记刘丰锐等一群女眷又来北长街看我和叶向真，相当于闹洞房了。不久后，我和叶向真在一场舞会上见到周恩来总理，他过来同我们分别握手，祝贺我们新婚。
1963 年初，叶剑英和陈毅到广州休假，我和叶向真也一同前往。陈毅知道我到广州了，把我找去长谈了一次，谈的都是文艺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