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一些给来华外国领导人的重要演出，都是周恩来总理点名让我出场的，一般都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举行。
1963年的一天。周总理又点名让我给一位外国元首演奏，我弹了自己改编创作的钢琴曲《白毛女即兴曲》。演完后，周总理把我叫到他跟前说“我以一名普通听众的身份给你提点意见。《白毛女》原是一部红色歌剧，通俗易懂，尽人皆知，主题调很多老百姓都会哼唱，但是你的《白毛女》在主曲调以外，伴奏部分太复杂、太大声了，有点盖过了主旋律，普通老百姓就不容易听懂了。我们创作文艺作品要雅俗共赏，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看懂听懂。我就提这点意见，供你参考。”
我说：“总理的指示我一定执行，我回去就改。”他赶忙打断我的话说：“这不是指示，只是意见。对文艺领域的学术问题，谈不上什么指示。我是以一名普通听众的身份向你提意见的，你觉得对就改，觉得不对，可以保留。”
不久后，周总理又指定让我给另外一位外国元首演出，还是在人民大会堂，还是弹《白毛女即兴曲》，但这次我的弹奏是按照总理的意见做了修改的。他听了很高兴，又把我叫到他身旁，面带笑容地说：“刘诗昆，你今天弹得比上次好多了，《白毛女》的主曲调我都听清楚了。只要我能听清，普通听众也一定可以听清，因为我就是普通听众的一员嘛！”
在这之后，另有一次演出，周总理又把我叫到身边说：“看来你很会改编曲子，继续努力，多改编毛主席提倡的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我又写了一首钢琴独奏《公社社员喜洋洋》，是根据一首歌颂人民公社的群众歌曲改编的，表现人民公社朝气蓬勃、欢欣鼓舞的画面。
周总理的性格是事无巨细都认真负责，而且他向来尊重艺术、尊重艺术家，对他的意见我心悦诚服地接受，并感到温暖。
毛主席一直提倡中国的文艺作品要讲求中国民族化。1962 年 9 月，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代表会议以后，文艺要民族化的要求又扩大为文艺要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按照这一要求，经中央音乐学院安排，1963 年 5 月 13 日，我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剧场举行了一场“中国钢琴作品演奏会”，由我一人演奏近两小时，所弹的都是中国钢琴作品，包括我自己改编、创作和他人创作的共十三首曲子。
举行这样一场演奏会，比举行一场外国作品独奏会要困难得多，其一，那时的中国钢琴作品很少，且大部分音乐效果较差，很难弹得像西洋钢琴曲那样精彩，其二，过去从未有人举行过纯中国钢琴作品的演奏会，这很新鲜，大家期望很高。但无论怎样困难，我下决心开好这场音乐会。
演出曲目包括中国老一代作曲家贺绿汀的《晚会》和丁善德的《儿童组曲》（这两位作曲家都是我父亲的老同学和老朋友），方?的《船夫曲》，徐振民的《变奏曲》等等，以及我本人根据吴祖强、杜鸣心所作舞剧《鱼美人》音乐改编的《人参舞》《花鼓舞》等四首乐曲；还有遵循周总理意见修改的《白毛女即兴曲》；最后是我创作的《青年钢琴协奏曲》，由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团协奏、朱工一指挥。
演奏那天，民族文化官剧场座无虚席，一千多观众反响很热烈，次日的《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了主标题为“努力使钢琴音乐群众化民族化、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为工农兵服务---刘诗昆首次举行中国钢琴作品演奏会”的报道，副标题是“音乐会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感染力，受到首都听众热烈赞赏”。
5 月21 日的《北京晚报》以“火热的心”为题报道演出。《人民日报》等其他报纸也发表了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