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963 年到文化大革命前，我一共下过四次农村，三次是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一次是体验生活。第一次下乡是 1963 年秋天，我随中央音乐学院部分师生下到北京西北郊黑龙潭旁的一个村子，参加“四清”和体验生活，共一个多月。第二次是 1964 年上半年，我随中央音乐学院部分师生到北京西郊四季青人民公社参加“四清”，为时两个来月。
第三次时间最长，从 1964 年下半年到 1965 年下半年，总共一年，中央音乐学院全院师生下到北京东郊通县胡各庄人民公社各个村子，即各个大队，担任“四清”工作队成员。这是“四清”的最高潮期，我担任驻湖各庄大队的“四清”工作队的队长，队员有十人，大半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人，小半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人。
前两次下农村，我们都是单独吃住，最后这一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叫作“三同。所谓“四清，意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总之是清理农村各人民公社、各公社下面各村庄即各大队，清出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各级农村干部。
“四清”前期，先后有两个指导“四清运动”的中央文件，简称”前十条和后十条”。半年后，毛主席又亲自制定了一个简称“二十三条”的指导“四清”的中央文件，基本否定了“前十条”和“后十条”，并纠正“四清运动”前期的偏差，我们工作队下农村的前期正在执行“后十条”，后又纠正偏差，改为“二十三条”。
我同几位男工作队员住在一个农民家里，大家同睡一个炕，到多个农民家里轮流吃饭，吃的多半是棒子面窝头之类，没油水，吃完给人家钱和粮票，还同农民一起下地劳动。
我们在这个村子进行四清工作时，发动村民清查了各个村干部倚仗权力侵占农民利益的行为。所清查的干部没有一个百分之百干净的，但那时农村都很贫困，清出的多是有的干部多拿了一袋粮食，有的多拿了十个西瓜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我们也不能把这些干部怎么样，让他把多吃多占的退还吧，他也吐不出来了，也没钱还。他们还得照当干部，因为村里队里总得有人管事。
“四清”时对农村过去土改中划为地主、富农的农户，还要进行一次再清算。我所在的村里有一户富农，他家有一个女儿，不到二十岁，人很老实，样子也不错，这户人家早就夹着尾巴做人，跟普通农民一样，靠劳动养活自己，可是按照统一规定，必须再对这户人家进行一次清算。我们动员他女儿揭发自己的家庭，可她非常老实，见人都害羞，也说不出所以然，最后是什么事情也没清算出来，不了了之。我就愣抓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批斗一下，也没怎么样她。
我们这个村还有一户农家，公公跟儿媳妇偷情被人发现，儿媳妇觉得无颜见人，就喝农药自杀了。我作为工作队队长，也要处理这种事，把警察找来验尸拍照，这些杂七杂八的事也不少。还有一名贫下中农，每天起早摸黑到马路上拾粪当肥料上交，赚取队里的工分。这也挨批，说他捞外快。
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研室主任朱工一教授在我这个工作队，人过中年，又比较胖，劳动实在困难。我就暗自照顾他，分配他做我们工作队的文书，整天抄抄写写，不必下地劳动。整整一年我没弹琴，全在农村搞“四清”，我身为工作队队长，不能不执行上面的指令，可又什么大事也抓不出来，走了走过场就结束了。
1964 年上半年，上级安排我和作曲家吴祖强以及中央音乐学院的男女师生共六人，到陕西北部的靖边县贫困农村住了半个多月，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一行先从北京坐火车去到西安，然后乘一辆二次大战中的吉普车，在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沙土公路上颠簸了一整天，才到达陕西北部的延安，住一天后又乘这辆汽车到达百余公里之外的靖边县广洋湾村。这是全国最贫困闭塞的地区之一。汽车开到村边时，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看，他们生平第一次见到汽车，感到新鲜至极。
我们六人分别住在几家贫困农户里，我住在半山坡上一家农户的窑洞，里面又黑又脏，顿顿饭吃的主食都是糠窝头，糠就是磨麦子剩下的本应扔掉的麸皮，同玉米面放在一起蒸成的窝头，吃到嘴里又酸又涩，难以下咽。这户人家在半山坡打不出井来，每天用毛驴下山驮水，吃饭、洗碗和洗脸用完的水不能倒，还得喂猪。我同一位青年农民同睡一张土炕，染了一身虱子，我们每天跟着这位农民在山坡上种地，种完就同去放羊。临走时，我们留下一些钱给住宿的各家农户。
在那里，我写了一首歌曲，描绘那片土地风光多么好，真的带有粉饰成分。可是又能怎么写呢？若是写穷山恶水，还有什么歌曲的艺术性呢？总之，我这名弹钢琴的人，先是有一年半在农村度过，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坐了近六年监牢，但这是后话了。
1964年12月21 日至 1965 年 1 月 4 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第一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据说，我的人大代表候选人资格，是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全国人大代表是按照地区选举的，当时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太多，我挤不进去，就把我算作吉林省的人大代表。吉林省全国人大代表团举行团内会议时，只有我这一名代表不是吉林省的人，大家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尽管大会组织者将我介绍给大家，但我多少感到有些尴尬。
我在会上发言十分谨慎，事先写好详细的发言稿，发言时照稿宣读，很怕讲错话。后来，我又当了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会上发言也越来越踊跃、越来越放得开。
1965 年 1 月 4 日下午，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刚从人民大会堂走出来，就听到街上敲锣打鼓，一队游行队伍并排高举着毛主席和刘主席的大幅画像，走过人民大会堂前的天安门广场。那天，《人民日报》也发出号外，头版并排印着毛主席和刘主席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