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内战爆发，上海北平之间的火车不通了。父亲曾带我和妹妹从土海回北平看过一次祖母和其他亲戚。我们是乘飞机来回的，这在当时非常奢侈，乘坐的是中国航空公司的四螺旋桨大型客机，机身比较大，与现在的波音 737 差不多，能坐七八十人，驾驶员是美国人，女空乘人员是中国人，也戴着美式船形帽。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什么都新鲜，但起飞不久就呕吐得很厉害。当飞机从北平城上空飞过时，我鸟瞰机翼下的古城，顿觉心旷神怡。老北京的古城墙和故宫等古迹醒目、清晰、完整，好看极了。
1949 年初，上海的大部分有钱人不是去台湾，就是去香港。我父亲的公司和资产有两部分，一部分在台北、香港、东京、汉城，一部分在上海、天津、青岛、武汉，他犹豫不决，是出去呢还是留守？两边都有很多资产。他手底下有个高级职员比较进步，反复劝说他别走，说共产党其实挺好的。父亲考虑再三，最终决定还是去台湾，因为那里有自个儿的办公楼和住房。那时上海到台湾没有民用飞机，只有轮船。1949 年 3 月的一天清晨，父母带着我和几个妹妹到上海十六铺码头，登上了开往台湾的客轮“中兴轮”。
父亲买的是头等包舱，上船后才发现我们的包舱被一群挎手枪的国民党低级军官霸占了。他们态度蛮横，就是不肯出来。船上的管理人员也不敢轰这群带枪的人，便劝父亲搭地铺，晚上睡在船舱的人行道上凑合一下算了。父亲带我们去台湾本就三心二意，见这种情况，就说先别去了，以后再说。于是，我们全家又回上海家了。三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上海解放。
1949 年的 4 月，我刚满十岁，在上海参加了民间团体举办的中国首次少年儿童钢琴比赛，参赛的是来自上海本市和各地的近百名少年儿童选手。我参赛弹奏的是拉泽诺夫选的罕莫尔《回旋曲》。这是我首次登台参赛，至今还记得在台圭弹奏时，整个人如坠云雾之中，迷迷糊糊，似乎没有感到自己在弹琴，可是，弹完后，全场掌声雷动，都说我弹得极为出色。结果我得了第一名，报纸刊登、电台广播，都称我为神童。父亲高兴得不得了，长大后我得国际大奖他反倒没有喜形于色。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大肆抓捕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堂兄刘诗嵘曾先后两次把遭国民党通缉的学生带到我家躲避，每次都有七八人，接连数日在我家打地铺，客厅都睡满了。父亲早对国民党大失所望，因此也同情进步学生和进步人士，尽力为他们提供保护，尽管这样做是冒很大风险的，他知道躲到自己家里的都是进步学生或中共地下党人员，其中一名还是国民党点名要提拿归案的中共上海地下党要员。
那时，上海全城笼罩着恐怖气氛，被称为“飞行堡垒”、车顶架着机枪的大号红色警车，每天拉着尖利刺耳的警笛从我家门口驶过，这都是国民党去抓人的。我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氛围中继续练琴。家门外的马路对面就是国民党的警察分局，我一边弹奏巴赫、莫扎特、肖邦的优雅乐曲，一边看着警察局阴森的大楼，一边听着飞行堡垒的刺耳笛声，三者交织，真是一种十分怪异又极不调和的场景和气氛。
解放军攻占上海的头天晚上，国民党败兵仓皇辙离，其队伍在我们家门口足足走了两个钟头。此时，距我在天津首次见到凯旋、精神抖擞的国民党军队才仅隔四年，真是今非昔比。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在警察分局外站岗的硝兵已经全换成了解放军。一夜之间，时代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