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传奇(刘诗昆口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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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上)

解放初的五○年到五一年,父亲在青岛做生意,因那里的买卖特别火爆。他租了一个花园洋房,有好几亩地大,坐落在靠海的别墅区半山坡上。我们全家随他在青岛住了一年,我上小学六年级。

1951 年,我十二岁。上海音乐学院(时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附中到青岛招生,带队的是我父亲的一个老同学,叫姚继新,声乐教授。我考完试,名列前茅,但招生组里除姚继新外,都是上海音乐学院非常激进,甚至过“左”的大学生,他们坚持说我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不能录取。

姚继新就向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我父亲的老友贺绿汀汇报。贺听说后也很生气,下令坚决招收我这名小天才入学。这样,1951 年 9 月,我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刚建校的附属中等音乐学校。可是,我在那里只待了不到三个月,因气候原因,哮喘发作,不得不在当年 11 月转学到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班上共有十六名同学,年龄都和我相近,但真正会弹钢琴的只有我一人,还有三位同学会弹最初浅的钢琴教材,其他同学什么乐器都不会,都是靠唱歌考进的。当今学钢琴的琴童无以数计,而那时,全国却很难找到几个十多岁就会弹钢琴的学生。后来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的杨峻曾不止一次对人说过:他 1952 年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参加入学考试的那一天,就是生平第一次见到钢琴是什么样的日子。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所有学生都强制性住校。那时住校有两个特点,一是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二是上学不花一分钱,学校管吃管住,不交学费,家庭困难的还倒发助学金。我们这班八九个男生挤住在一间宿舍里,睡的是上下铺木板床,床做得非常粗糙,一点油漆都没刷,木头缝隙的地方,肉眼就能看见里面爬满臭虫。我们想了个治理的土办法,买农药六六六,再沾点水,和成腻子,把木头缝连同里面的臭虫全封糊起来。

至于伙食,每顿饭主食以高粱米饭和窝头等粗粮为主,还有两大海碗菜,诸如咸水煮黄豆、青菜萝卜、熬大白菜……很少见肉。虽然和早年的生活条件反差很大,但我也从没有想过要回家。我的适应性比较强,从来不矫气。我上音乐附中纯粹出于惯性,完全没有在音乐上取得成就的想法。既然上了,就只能这样了。

由于学校伙食差,油水太少,我正长个儿,需要营养,常一个人偷偷溜出学校下饭馆。我常去的是天津河西区一家叫起士林的西餐厅。那时物价非常便宜,一客西餐,包含汤、热菜、冷菜、咖啡、红茶,最初才六七角人民币,后来才涨到七八角。家里每月给我零花钱,吃几顿西餐还绰绰有余。这样持续了好几年,别的同学都不知道。学校管得很严,要是有人知道,我是要挨批的。

我们的课程量很大,有主科钢琴,副科其他乐器,乐理和视唱练耳等音乐共同课,还有普通中学的语文、历史、地理和数理化等文化课。我的主科钢琴老师叫洪士?,留法归国。当时还有“民族化”的教学要求,规定每名学生必须学一门中国民族乐器作为副科,我选的是二胡,先后教过我的是两位二胡名师----刘北茂和兰玉松。但二胡我一直没认真学,混了几年就算应付过去了。

那时,我的音乐才华和钢琴弹奏水平不仅是全附中最高的,就是整个中央音乐学院大学本科的学生,也没有谁能和我相比。但我刚进附中时,还是不太喜欢钢琴,也不想成为钢琴家。一些钢琴老师都因我才高而不用功感到惋惜,有位叫李娥荪的女钢琴老师,虽不是我的主科老师,还因我不用功而懊恼得哭过好几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