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的五○年到五一年，父亲在青岛做生意，因那里的买卖特别火爆。他租了一个花园洋房，有好几亩地大，坐落在靠海的别墅区半山坡上。我们全家随他在青岛住了一年，我上小学六年级。
1951 年，我十二岁。上海音乐学院（时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附中到青岛招生，带队的是我父亲的一个老同学，叫姚继新，声乐教授。我考完试，名列前茅，但招生组里除姚继新外，都是上海音乐学院非常激进，甚至过“左”的大学生，他们坚持说我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不能录取。
姚继新就向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我父亲的老友贺绿汀汇报。贺听说后也很生气，下令坚决招收我这名小天才入学。这样，1951 年 9 月，我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刚建校的附属中等音乐学校。可是，我在那里只待了不到三个月，因气候原因，哮喘发作，不得不在当年 11 月转学到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班上共有十六名同学，年龄都和我相近，但真正会弹钢琴的只有我一人，还有三位同学会弹最初浅的钢琴教材，其他同学什么乐器都不会，都是靠唱歌考进的。当今学钢琴的琴童无以数计，而那时，全国却很难找到几个十多岁就会弹钢琴的学生。后来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的杨峻曾不止一次对人说过：他 1952 年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参加入学考试的那一天，就是生平第一次见到钢琴是什么样的日子。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所有学生都强制性住校。那时住校有两个特点，一是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二是上学不花一分钱，学校管吃管住，不交学费，家庭困难的还倒发助学金。我们这班八九个男生挤住在一间宿舍里，睡的是上下铺木板床，床做得非常粗糙，一点油漆都没刷，木头缝隙的地方，肉眼就能看见里面爬满臭虫。我们想了个治理的土办法，买农药六六六，再沾点水，和成腻子，把木头缝连同里面的臭虫全封糊起来。
至于伙食，每顿饭主食以高粱米饭和窝头等粗粮为主，还有两大海碗菜，诸如咸水煮黄豆、青菜萝卜、熬大白菜……很少见肉。虽然和早年的生活条件反差很大，但我也从没有想过要回家。我的适应性比较强，从来不矫气。我上音乐附中纯粹出于惯性，完全没有在音乐上取得成就的想法。既然上了，就只能这样了。
由于学校伙食差，油水太少，我正长个儿，需要营养，常一个人偷偷溜出学校下饭馆。我常去的是天津河西区一家叫起士林的西餐厅。那时物价非常便宜，一客西餐，包含汤、热菜、冷菜、咖啡、红茶，最初才六七角人民币，后来才涨到七八角。家里每月给我零花钱，吃几顿西餐还绰绰有余。这样持续了好几年，别的同学都不知道。学校管得很严，要是有人知道，我是要挨批的。
我们的课程量很大，有主科钢琴，副科其他乐器，乐理和视唱练耳等音乐共同课，还有普通中学的语文、历史、地理和数理化等文化课。我的主科钢琴老师叫洪士?，留法归国。当时还有“民族化”的教学要求，规定每名学生必须学一门中国民族乐器作为副科，我选的是二胡，先后教过我的是两位二胡名师----刘北茂和兰玉松。但二胡我一直没认真学，混了几年就算应付过去了。
那时，我的音乐才华和钢琴弹奏水平不仅是全附中最高的，就是整个中央音乐学院大学本科的学生，也没有谁能和我相比。但我刚进附中时，还是不太喜欢钢琴，也不想成为钢琴家。一些钢琴老师都因我才高而不用功感到惋惜，有位叫李娥荪的女钢琴老师，虽不是我的主科老师，还因我不用功而懊恼得哭过好几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