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风云
魏晋时期有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匈奴、鲜卑,还是羯、氐羌,他们的领袖只要有机会,就会把自己的子弟送往洛阳、送往长安、送往邺城,送去干什么?送去学习中原的文化。 他们 总想带领他们的族人到中原地区生活,学习中原地区的文化, 我们统称之为“汉化”。
那么,在推进鲜卑族及其他北方民族汉化的过程中,冯太后带领鲜卑拓跋部为主体的北魏干了些什么事情?我们列举三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这三件事情甚至可以说奠定了此后几百年的基本制度。
第一件事,推行班禄制。什么是“班禄”,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俸禄或“薪水”,但又和俸禄、薪水又有不同。俸禄和薪水可能代表着身份,但班禄不看身份只看职务,只有担任现职的官员才有。
冯太后为什么要推行“班禄制”?北魏由草原起家,和所有的游牧民族一样,贵族的收入是战争中的掠夺,或者由奴隶提供。进入中原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延续着这一习惯。这就造成了三个问题:第一,官员肆意索取,官场腐败;第二,民众不堪重负,怨声载道;第三,财政无法保证,国库空虚。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官员的收入问题。 班禄制规定,进入中原地区的官员,由北魏国家按职务高低及责任轻重,按季度发放俸禄,这就是班禄。也就是说,进入中原地区,就要有适应中原地区的管理制度。
第二件事,推行均田制。 当然,冯太后推行均田制,直接目的并不是“耕者有其田”而是解决北魏的政府收入特别是支付官员的“班禄”。 第三件事,推行三长制。所谓“三长”,是邻长、里长、党长。
三长制的具体做法是,在中原农业地,以五家为一“邻”,设“邻长”;五“邻”即二十五家为一“里”,设“里长”;五里即一百二十五家为一“党”,设“党”。 推行“三长”制的目的,是清理农业人口的户籍、重建中原地区的地方基层组织 。
无论是班禄制,还是均田制,或者是三长制,都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鲜卑贵族的利益,所以也都曾经受到激烈的反对。 但是,冯太后用她的铁腕,用她的智慧,安抚了大多数人,杀了包括外戚在内的四十多名官员,使这个“班禄”制得以强制推行下去,均田制、三长制推行过程也一样。
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时年49岁。23岁的孝文帝开始亲政。当冯太后去世时,23岁的孝文帝不仅完全成年,政治上也相对成熟,他一面享受着祖母推进改革的成果,一面把祖母的事业推向前进。
从公元490年亲政,到499年去世,十年间,孝文帝真正只是干了一件事:迁都洛阳。 从“太祖”拓跋珪开始,北魏的政治中心就从乐盛迁到平城,平城不再是“南都”而是“都城”“太宗”拓跋嗣的时候,打算把都城从平城迁到邺城,因崔浩等人的反对而未行。
崔浩反对迁都邺城,理由有三:第一,中原民众一直以为大魏国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如因抗不住灾荒而迁都,夺其地利,不但将失敬畏之心,而且招致怨恨;第二,如果因灾荒迁都,也会被南边的晋、北边的柔然看轻,如果联手进攻,无法对付;第三,如果南迁,必然有人水土不服,因疾而病、因疫而死,后果不堪。
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415年,那个时候,北魏正经历从“太祖”拓跋珪到“太宗”拓跋嗣的过渡时期,刘裕掌控的东晋正处于灭南燕、灭后秦的极盛期,柔然等漠北民族对北魏也成压迫的态势。所以崔浩反对迁都。
但是,到了公元490年,时间过了八十年,北魏统一北方也有半个世纪,南方正在经历宋、齐、梁诸代的更替,柔然经过多次打击威胁减轻, 更重要的是,北魏的统治已经由“边陲”进入“中原”,各项汉化政策正在推进,需要加强、需要巩固,这个时候,孝文帝重新提出迁都,但不是迁往后赵、后燕曾经的中心邺城,而是迁到魏晋时代的中心洛阳。
而且,不是像八十年前因为灾荒被迫考虑迁都,而是为了进取主动迁都。孝文帝的迁都洛阳,发生在公元493年,距离“太祖”拓跋珪在参合陂全歼北燕军队正好100年。100年前,拓跋珪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他的鲜卑、他的大魏会发展壮大到这个规模,更想象不到,从他开始,他的这个民族,正在并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他们要离开世世代代生活的草原、要抛弃延续千年的生活方式,去追求汉人那样的生活。但是,这种放弃与追求,不但充满着痛苦与阻力,而且是福是祸,真是难说。
孝文帝迁都洛阳,是比冯太后所做的任何事情更加令人震撼的汉化事件,所以遭到的反对也更加强烈。和所有重大事件的决策一样,孝文帝让专门与上天对话的官员占卜以测吉凶福祸。但他让测的不是“南迁”,而是“南征”,试探众人的态度。卦兆出来是个“革”字，孝文帝大喜，说这就是商汤革命的“革”，大吉之兆。
当时与议的贵族们多持反对意见,但孝文帝首先开了口,大家也不便吭声,他们在等待,等待“领头大哥”发表意见。“领头大哥”是谁?任城王拓跋澄。拓跋澄公开表示反对,说“革命”是革别人的命,所以对于要革夏桀的命的商汤来说,是吉卦,但陛下已经帝有天下,“革命”怎能说是吉卦呢?
孝文帝勃然大怒: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拓跋澄毫不退缩,说社稷固然是陛下的社稷,但我是社稷之臣，不敢言无不尽。拓跋澄是孝文帝的堂叔,不但辈分高,而且为人正派、处事周全,忠心耿耿、屡立战功。
孝文帝说不过拓跋澄，心里不痛快,但马上给自己找台阶下,说既然是议事,大家就应该像任城王这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议事结束后,孝文帝立即单独召见任城王拓跋澄，与其交底，说南征是假，迁都到洛阳才是真。并详细说明了迁都洛阳是国家万代之利。
见孝文帝向自己交底, 拓跋澄眼前一亮,大为赞赏，说洛阳居天下之中,便于掌握华夏,迁都洛阳,既是大魏的幸事,也是天下苍生的幸事。并且鼓励孝文帝: 迁都是非常之事,常人难以理解,这十分正常。只要您能够坚定不移地推进,没有不成功的道理。
庙堂决策已定。但要带着一帮“平常之人”干这件“非常之事”,并不容易。那怎么办?四个字:“连蒙带骗”。还可以加四个字:“软硬兼施”。怎么“连蒙带骗”?孝文帝仍然说是南征,带着几十万大军,来到了洛阳。此时连日大雨,道路泥泞。
孝文帝命令继续南下,拓跋贵族们苦苦哀求,说北人不习水战,连日下雨,这不明明是去送死吗?孝文帝说好，那么是在洛阳住下来呢,还是继续南征?如果在洛阳住下来,宫殿、朝房、馆舍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继续南征,那明天就冒雨前行。
贵族们怎么办?说那就在洛阳住下来吧。孝文帝的“阴谋”得逞,说那就住下来,不得再回平城,如果谁想回平城,那就南征去。到了一个地方,不走了,也不回去了。孝文帝就是这样把都城从平城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所以我说是“连蒙带骗”,是“软硬兼施”。
接下来的事情让拓跋贵族们更加无可奈何：在公开场合,不但皇帝自己服汉服,还要求大家一起服汉服;不但皇帝自己说汉话,还要求大家一起说汉话。当然,各种公文,也用汉字书写。
作为鲜卑族的领袖,同时又是大魏的皇帝,孝文帝认为大魏已经不仅仅是鲜卑的国家,大魏的皇帝也不仅仅是鲜卑的领袖。所以,一不做二不休,拓跋宏把自己的“国姓”由“拓跋”改为“元”,此为天下第一姓。为此,孝文帝还专门发布了诏令。
绕了这么个大圈,只是解释一个事情,所谓的孝文帝改姓,其实是把“北人”习惯的拓跋,解释成汉人容易理解的“元”,又对鲜卑族有一个交代:“元”和“拓跋”其实是一回事,说明“拓跋”的祖先是有先见之明的,一开始就预示着将为天下第一大姓。
既然姓了汉姓,和汉族通婚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个事情早有了,冯太后是汉人,成了大魏国的皇后。在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大凡改革,大凡革命,大抵上都是进两步、退一步,或者说,都是先进一大步、后退一小步。
由于力度大、步子快,反对汉化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一次一次演变为动乱、演变为杀戮。而由于政治中心迁到了中原,拓跋故地也开始发生一系列问题,并直接导致了北魏的崩溃。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不断“汉化”的北魏最终崩盘?我们下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