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北方
每当社会进入到政权相对稳定、经济趋于繁荣的“安定”的时期,人们对政治的热衷程度一般会减弱,对财富的追逐就会更积极,修身养性休闲娱乐往往成为时髦,这也可以视为一种社会转型。
在东晋社会的这种转型中,“琅玡王氏”同样可以视为典范。这边王敦、王导兄弟退出政治舞台,那边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玩起了艺术。 王羲之对艺术的热衷远远超过官场游戏,他一玩到底,玩成了中国古代的“书圣”。仅一篇《兰亭序》,就有无数的拥趸和粉丝,从另一个领域“光大”琅玡王氏。
王羲之有一位年龄相仿、志趣相近的朋友,名叫谢安,就出自于“陈郡谢氏”。虽然谢安打算和王羲之一样,将艺术进行到底,最终还是被推到了政治中心。 东晋给谢安的第一个职务,是“佐著作郎”,谢安说自己身体不好,谢绝。当时各地官员以搜罗人才为政绩,由于王导等人都说谢安“行”,所以扬州刺史不断让郡县官督促谢安任职。
谢安不得已上了一个月的班,又以病告归。 此后,官府多次征召,谢安皆谢而不就。既然敬酒不吃,怎么办?好办,官府宣布,对这个不知好歹的年轻人禁锢终生,永不录用。按理说,谢安从此应该可以和王羲之一样,悠哉游哉,了此一生了。但事情并没有了结 。由于谢安的“行”,所以人们最终还是不放过他。而且不放过他的人,也是一些“行”的人。谁?多得很,其中包括晋元帝司马睿最小的儿子司马昱。
司马昱后来成了东晋的第八位皇帝,在位仅八个月就死去,但做皇帝之前,曾经有过执政的经历。司马昱对谢安有一个非常特别也十分可笑的评价。什么评价呢?“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司马昱这里所说的是谢安,谢安字“安石”。
后人太多被灌输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之类的理念,所以对司马昱说的理由无法理解,能一起玩就能一起担当?但司马显有司马昱的逻辑。常言说:“可同患难者,不可同富贵。”司马昱或许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可同患难的人,未必能够同富贵,那么,可以和朋友一起享受快乐的人,肯定会分担朋友的忧愁。
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谢安最终被拉入官场,这个时候已经四十多岁。 进入仕途的谢安迅速进入东晋政权的高层,由于出身士族名门,又长期浪迹江湖,所以对时局、对世事有自己的认识,他的执政理念和王导一样,讲究一个“静”字,以宽容的胸怀,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一切从大局着眼,不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
一方面是“镇以和靖”,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另一方面则是恩威并济,使文武各安其职。特别是洞察全局,有长远的规划。那么,谢安的长远规划是什么?是居安思危,部署好南京的防务,维护东晋的稳定。东晋定都南京,此地东吴时期称“建邺”,东晋时期称“建康”,背倚钟山、面临长江,说是“龙蟠虎踞”,为“形胜之地”,其实“抗击打”能力并不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要保证南京的安全,一方面要加强对上游江州、荆州的控制,一方面要在长江下游特别是江北建立起坚固的屏障。谢安正是从这个思路上进行部署的。第一,南京上游的荆州、江州,谢安将其委托给了桓冲。 谢安让其为荆州刺史,都督荆、工诸州军事,护卫南京上游。从后来事情的发展看,这部署对于东晋的生死存亡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长江下游和江北的防备怎么办?谢安把这个担子压在了自己的侄子谢玄的肩上。谢安不避嫌疑、力排众议,力促东晋政府拜谢玄为建武将军、兖州剌史、广陵相,特别是监江北诸军事,把整个江北的防务交给了谢玄。
谢玄受命之后,从京口也就是现在的镇江,移驻广陵也就是扬州,经营江北。来到江北之后,谢玄一面加强各地的防务,一面加紧组织能够打硬仗的部队。他效法当年的祖逖,招募从北方南迁的英雄志士、亡命之徒,以及活动在江淮一带的地方武装,选拔刘牢之、何谦等人为将领组建了一支在当时号称精锐的“北府兵”,成为长江下游及江北晋军的骨干力量。
这支军队既承担着南京北边的防务,也一举改变了东晋建国以来,上游江州、荆州军事力量过于强大,下游及南京周边防务力量过于薄弱的态势。 从此后形势的发展看,《晋书》说谢安处事“御以长算”并非虚言。幸亏有谢安协调“陈郡谢氏”和“谯国桓氏”的关系,桓冲又以大局为重,从而使得上流的荆、江诸州与朝廷同心同德;幸亏有谢安以谢玄为兖州剌史、监江北诸军事,更庆幸谢玄及时训练出了一支真正能打仗的“北府兵”。
而这两个方面的部署,都是与北方的形势有关,可以说是磨刀霍霍,有备无患。因为,北方的前秦早已在磨刀。在汉人王猛等人的帮助下,氐族苻坚灭了鲜卑的前燕及代,灭了汉人的前凉,进而控制西域,又出兵夺了东晋的梁州、益州,“大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前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非汉人建立的统治整个中国北方的庞大政权。
如果按照形势的发展,前秦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就是东晋了。为了灭晋,苻坚下令各地,十丁征一,扩充军队;又仿照当年汉武帝的做法,在民风剽悍的关陇地区征调勇武之士,共得三万人,皆拜“羽林郎”,为“大秦天王”的禁卫军。
但是,对于是否出兵伐晋,前秦内部却发生了争议。支持苻坚伐晋的, 主要有两股力量,一是归降了前秦的各民族的首领,代表人物是鲜卑族的慕容垂和羌族的姚苌。 二是由关陇勇士组成的“羽林郎”的首脑。反对伐晋的,是苻坚弟弟苻融为首的众多前秦高层人物。 他们担心的是:第一,我方内部不稳,鲜卑、羌、羯首领靠不住;第二,敌方未必可攻,东晋既有长江天险,又有谢安和桓冲的合作。
对于苻融和王猛的担心,苻坚并非没有考虑,但他认为,要彻底臣服鲜卑、羌、羯,就必须从不断的战争中,让他们见识强秦的伟大。对于长江天险,苻坚则嗤之以鼻: 孙权有本事吧?王濬顺江而下,孙皓不是投降了吗?我有大军九十七万,人人丢条马鞭,足以断长江之流。“投鞭断流”的豪言壮语也因此而来。至于谢安、桓冲,那算什么,大军到后,给他们个官职,不是和慕容垂、姚苌一样报效我大秦吗
如果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至少有两大因素推动苻坚做出伐晋的决策。第一,民族的习性。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站在苻坚的角度着想,占领了或统一了中国北方之后他该怎么办?守着这个偌大的家业,怎么管理呢?不知道。 这些民族,从来没有在农业地区建立国家、管理国家的经验。他们可以喝酒、可以打架,会在马上打天下,却不会在马下治天下。所以,当他们占领了一块地盘,总是要找汉人帮忙。但是,狩猎民族、游牧民族、半农半牧民族的习性,又限制了汉人在其中的作用。
第二,历史的惯性。我们把《国史通鉴》的第一部取名为“天下大势”,描述了从炎黄到三代、从西周的“合众国”到秦朝的“大一统”,中国大地由无数的部落、部族走向统一国家的历程。经过四百年秦汉的“大一统”,“中国”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和历史惯性。无论是在北方的政权还是在南方的政权,无论是汉人的政权还是少数民族的政权,只要有力量, 一定要南征或北伐,一定要把农业地区乃至可能达到的游牧地区统一起来。
王猛劝阻苻坚伐晋,也是看到了这个趋势,只是受限于“华夷”的正统观,同时也担心条件的不成熟。但苻坚俨然已经以“正统”自居了。 所以,当时摆在苻坚面前的,其实只有一条路,继续战争,进攻东晋，除非是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遭遇不测或战争遭受挫折。
公元383年农历八月,苻坚大举南下。《资治通鉴》记载：八月初二日,苻坚命苻融率鲜卑首领慕容垂等,共步骑25万为前锋，又以羌族首领姚苌往汉中、成都,都督该处军务,拉开伐晋的序幕;八月初八日,苻坚从长安出发,声势浩大。可以说,苻坚调动了前秦一切可以调动的军队,声势不可谓不大,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自有记载以来最浩大的军事行动。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谢安这时更不避嫌疑,应该说表现出更大的担当,命侄子谢玄为先锋、弟弟谢石为大都督,儿子谢琰也派往军前效力,起兵八万,以“北府兵”为骨干,开赴前线。一场关系到东晋命运,也关系到前秦命运乃至中国命运的大战,一触即发。那么,这场战争经历了什么样的凶险,结局又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