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中华民族的胜利（1）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上午,美国总统杜鲁门从停靠在安特卫普港的“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走下来时,内心依旧忐忑不安。他不知道那个名叫原子弹的秘密武器能否最后实验成功,他也不知道那个没有使用传统炸药的古怪炸弹到底有多大威力。杜鲁门从比利时换乘专机飞往波茨坦,参加代号为“终点站”的会议。

欧战结束了。在亚洲战场上,盟军二月底攻占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五月初攻占缅甸首都仰光,日本的战败已成定局。这时候,苏、美、英之间如何分享胜利成果的问题,急迫地摆在了眼前。 即将召开的旨在调整和解决利益分配问题的会议,史称“波茨坦会议”。波茨坦会议能否成为解决国际纷争的“终点站”,与会各方都心存相当的疑问。

没有疑问的是,杜鲁门认为必须让苏联人知道,美国应该是战后分得亚洲最大利益的国家。对此,他有充分的理由:在对日作战的亚洲战场上,是美国人在浴血奋战,苏联没有出动一兵一卒。如果不是基于在攻占日本本土时减少美军伤亡的考虑而希望苏联对日宣战,关于决定日本命运和亚洲未来的会议根本不需要斯大林参加。

可是,眼下令杜鲁门心绪复杂的是,一个美国的科学小组正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实验那种古怪的炸弹。根据实验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说,这种炸弹能一次杀死两万多人。尽管还没有实验成功的消息,但这句话令杜鲁门印象深刻:如果美国真的拥有了这种威力巨大的炸弹,不需要进攻日本本土也能迫使日本投降,那么还让苏联人掺和进来干什么?

一旦威力巨大的炸弹实验成功,是否投入使用到日本本土？为此,杜鲁门专门召开了高级幕僚秘密会议,会上产生的意见分歧让杜鲁门更加头痛了;有人认为,如此巨大的杀伤力会殃及日本平民,世界舆论将对美国不利;也有人认为,即使研制成功也不应该使用,因为会过早地向苏联亮出美国的杀手锏,降低战后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慑作用。当然,还有人要求毫不犹豫地使用,认为只要能迅速结束战争,任何有效的制敌手段都必须使用。

离开会议室的时候杜鲁门的基本思路是不管那颗炸弹叫原子弹还是别的什么,都应视为一种纯粹的军事武器,如果美国拥有了有什么理由不使用?

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德国柏林西南波茨坦市郊的一个小镇举行。 原定的开会时间是七月十六日,那是星期一,但因斯大林身体不适而推迟到第二天。这一无意的推迟,对于杜鲁门意义重大。十六日晚上,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发来电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按照密语,电报把“原子弹实验”叫作“动手术”,研制的科学家则被称为“医生”。---电报说,今天上午成功地动了手术,最后的诊断结果还没有来,但看上去好得超出预料。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波茨坦会议,又称“柏林会议”,正式召开。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会下的磋商和交易远比会上激烈得多,苏、美、英三方各怀企图：苏联考虑的是确定德国赔款数额,苏联应该在亚洲获得的利益,迫使美、英承认东欧各国建立的亲苏政权乃至领土的变更;美国则关心自己在战后称霸世界的地位以及苏联人到底能在最后打败日本的作战上起多大作用;英国则极力与苏联争夺欧洲的战果,设法遏制社会主义苏联在欧洲的扩张。

但是,无论如何,对日作战是最重要的商议内容,而在这个尚存在悬念的问题上,三国首脑都作了某些让步。只是,杜鲁门和丘吉尔并没有把原子弹的事向斯大林透露---除了尚未被战争检验的原子弹的威力无法明确估量外,杜鲁门和丘吉尔一致认为这件事让斯大林知道得越晚越好。

会议期间, 斯大林的热情出乎杜鲁门和丘吉尔的预料。斯大林主动透露了日本人曾试图让苏联出面调停解决战事的机密情报;还肯定地表示,只要蒋介石答应苏联关于大连港的使用权,苏联一定会在本年的八月出兵对日作战。关于日本与苏联之间的秘密来往,美英情报部门早已掌握。于是,无论是杜鲁门还是丘吉尔,都微笑着不置可否。

就在三巨头频频举杯之际,杜鲁门又接到了史汀生的电报,电报说又一颗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爆炸成功,而且这个新出生的“弟弟”比“哥哥”更为健壮,他在自己家的农场里都能听见这个小家伙响亮的哭声。这一次,杜鲁门就是否应把原子弹的事告诉斯大林征求丘吉尔的意见,丘吉尔认为如果告诉就必须解释为什么之前不告诉。结果是,杜鲁门没有告诉斯大林。

在又一次宴会上,斯大林把日本天皇辗转给他的要求和谈的密函拿了出来,看上去是征求杜鲁门意见的样子,杜鲁门还是保持着那副不置可否的微笑,说这事可以由斯大林看着办。七月二十四日,杜鲁门等待的最后一封电报到了:准备在日本使用的原子弹已经装配完毕。 杜鲁门和丘吉尔认为:可以向日本作最后的摊牌了,把原子弹的事告诉斯大林的时机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