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论

董仲舒,是汉代的大儒家,他的学问,被称为“新儒学”,意义十分重大,影响十分深远。 汉武帝崇尚儒家学说,即位之后,就通过贤良方正的科目招纳贤士,并亲自策问,称为“贤良对策”。董仲舒应运而出,对《天人三策》,系统地提出了“大一统”的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欣赏和采纳,使儒学成为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影响中国长达两千多年。

首先,董仲舒是汉兴以来的真儒士,倡导的是“真儒学”。汉代儒学,是在继承先秦时期孔孟学说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精华,建立的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体系,称为新儒学,其突出的内容,就是主张以仁政作为约束统治者的道德规范,缓解各方面的矛盾;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割据势力;主张儒法結合,以德为主,以刑为辅,重视道德教化,实行“逆取顺守”的治国方略,也可以称之为“治国之学”。

简括为一句话就是主张“大一统”和“三纲五常”。董仲舒,就是汉代新儒学的杰出代表,他具有儒学的真学问,追求儒学的真精神,将儒学的真精神发扬光大,虽有功利,但不是唯功利是图,是汉代新儒学的开创者,因而被称为汉代的“君子儒”。

当然,汉代也有“利禄儒”,则是以追求儒学精神为幌子,甚至丢弃儒学的真精神,善于伪装、乔装自己,“缘饰以儒术”,以儒学为标签,以追求利禄为目标。公孙弘,就是这一类的代表。对于新儒学,人们一般予以讥评。但是我们只要弄清新儒学的真精神,将新儒学与“利禄儒”“伪儒学”相区别,就可以看出,新儒学是“先秦儒学”的继承和创新,更加注重于经世治国,更加具有积极的意义,应当予以褒扬。

其次,董仲舒致力于新儒学的研究和传播,是新儒学的集大成者,为汉朝培养了一大批治国人才。董仲舒曾走出家门,设坛教授儒学,下帷讲诵,精彩纷呈，有很多弟子,弟子再传弟子,一些再传弟子甚至只是听说过董仲舒的大名但没有见过其面。董仲舒一门心思教学和研究,甚至三年都没有回家看一看。

董仲舒的行为举止,都遵循礼节,很多读书人都尊他为师。他的弟子,有不少人做到了大夫的官;做谒者、掌故的有一百多人。在当时,公孙弘研究《春秋》的成就不及董仲舒,但是他行事善于迎合世俗,因此能够身居高位做了公卿大臣。

董仲舒认为公孙弘为人阿谀逢迎,公孙弘非常憎恨,就对汉武帝说:“只有董仲舒可以担当胶西王的国相。”而胶西王刘端,是汉武帝的哥哥,为人狠毒暴戾。公孙弘就是想借胶西王来打击董仲舒。

董仲舒害怕居官日久会惹祸上身,就称病辞官回家,仍然干起老本行,一心以研完儒学为本职。自汉朝开国以来历经五朝只有董仲舒对《春秋》的研究最为精通,名望最高。董仲舒,真儒士也!

最后,董仲舒为官,是以新儒学的精神来治理其政。董仲舒的“贤良对策”,阐述了一系列的儒学新观点,与汉武帝刘彻的治政理念非常契合。那么,其人的实践才能如何呢?汉武帝想考验他一下,就把他派到江都王刘非那里当国相。

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粗暴、蛮横,完全是一介武夫。董仲舒当时的声望很高,刘非对董仲舒非常尊重。但刘非的出发点,是希望董仲舒要像管仲辅助齐桓公一样来辅助他,以夺取中央政权。这与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相违背,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怎么能行呢?

董仲舒就借古喻今进行规劝,指出:作为王者,要端正自己奉行道义,而不要谋求眼前的小利;要修养自己信奉理念,而不要急于取得成果;要致力于以德教化民众,而使社会风气大变,这才是为王的最高境界!暗示刘非不要称霸,不要心生妄想。后来,董仲舒弃官在家,钻研学问,而朝廷每有大事商议,汉武帝总是下令使者和廷尉前去听取董仲舒的建议。

可见,董仲舒的新儒学可以说是应时而生。在当时,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经不能满足汉初的政治需求,儒家的“大一统”等理论更适合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把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董仲舒的新儒学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